中美由於曆史文化、政治、經濟特點的不同，意識形態的差異是不可能在短期內彌合的。但也應看到，冷戰後中美之間大多數衝突不是直接由於意識形態分歧而引起的，而是由於現實國家利益的矛盾。20世紀70-80年代中美就是由於反對蘇聯霸權擴張的共同利益，建立和發展兩國合作關係。冷戰後上述共同利益的消失，曾一度使兩國關係倒退。目前在無論是在擴大經貿領域合作方麵，還是在加強新能源、清潔能源、基礎設施建設、航空航天等新領域合作方麵，無論在打擊恐怖主義、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方麵還是在應對自然災害、糧食安全、重大傳染性疾病等方麵都有共同利益。這些共同利益就是當前中美兩國建立對話和合作的基礎。“中美兩國國情不同，存在一些分歧是正常的。隻要雙方本著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異的精神，就能夠不斷地縮小分歧，擴大共識，推進兩國的合作”。在“一個中國”立場的基礎上，通過發展中美共同利益，積極尋求妥善解決台灣問題的良策。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分歧與衝突，實際上是美國意識形態領域的“對華偏見”和遏製中國戰略所驅使的對中國內政的嚴重幹涉，是兩國在政治理念和國家利益層麵上的對抗，也是一直影響中美關係健康發展的最大“絆腳石”。美國對台政策曆來從屬於中美關係。盡管美國曆屆政府重視台灣在其對華戰略中的價值，但它們也深知台灣回歸祖國是中國國家根本利益。為此，當前中國一方麵應利用美國的“一個中國”的立場阻止“台獨”勢力分裂祖國的企圖，另一方麵也要旗幟鮮明地反對美國阻礙台海兩岸統一的對台政策，迫使美國認識到其現行的對台政策將不僅不利於中國的國家利益，也嚴重損害美國與中國合作的國家利益。如果能達到這樣的目的，將有可能形成有利於海峽兩岸統一的國際環境。
4、在“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中尋找處理中美關係的合理尺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得到極大提升。但是中國畢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與美國相比，綜合國力相差很大，美強中弱的基本態勢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難以根本扭轉和改觀。從全球戰略總目標出發，美國肯定不願意中國成為它的敵人或對手。但是當他們站在自己的立場上解讀出中國不太願意與其共舞時，就試圖通過“巧實力”外交來迫使中國就範。介入南海爭端、到黃海展示武力、在釣魚島問題上力挺日本、加強美日韓軍事協調、奧巴馬訪問亞洲四大民主國家、支持印度發展國防力量，等等，這些都是在釋放一個強烈的信號：美國擁有足夠的“遏製”中國的實力、資源和能力，中國若與美國為敵，肯定不會有好結果。2010年中美之間的激烈博弈以及由此引發的周邊變局，也進一步使中國決策者和戰略界意識到新時期繼續堅持“韜光養晦”、走和平發展路線的必要性，意識到謀求與美國良性互動符合中國的根本利益。因此，為了營造有利於中國統一大業的有利環境，在國際鬥爭中，要堅持有所為和有所不為的方針。即與美國打交道時，在關係到國家核心利益問題上，要堅決鬥爭；而在非國家核心利益問題上，則應該采取有所不為方針，盡量避免與之發生正麵衝突。要善於以兩手對兩手，既要堅持原則，又要不失靈活性。
（二）用創新性思維對待中日關係
中日之間是一種既穩定又脆弱的關係。兩國的經濟關係得到迅速發展，形成了相互依賴關係，但是，安全關係比較脆弱，整體關係仍然具有不穩定因素。中日關係糾葛，根源於兩國人民的心結。中韓關係所以取得了長足發展，最重要的是中韓兩國人民的相互好感。就目前的中日關係來看，要使兩國關係得到深入發展，突破中日關係僵局，中國要樹立大曆史觀，超越近代屈辱史，不計較眼前的得失，高瞻遠矚處理中日關係。
1、正確認識日本對中國的牽製戰略
由於中日之間固有的曆史衝突和曆史問題的不斷幹擾，兩國缺乏充分的相互信任，日本擔心中國解決台灣問題不但會危及其海上運輸線路，而且最終將直接威脅其領土安全。台灣島扼日本南下航線的要衝，台灣海域是日本西南海上交通線的必經之路。日本3/4的貨船要經過這條航線，每年經由這裏運往日本的貨物達7億噸，其中包括日本所需的90%的石油和99%的鐵礦石。從這個角度看，日本“將台灣海峽視為自己的生命線”並不奇怪。在日本看來，如果維持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分裂局麵，甚至由此引發兩岸乃至中美之間的軍事衝突，可以削弱中國的綜合國力；借台灣問題阻撓中美關係的改善，不僅削弱中國，也消耗美國；以台灣問題作為日美合作的紐帶，可以緩解日美矛盾；借台海危機或台海軍事衝突加速日本在國防上的“正常國家化”，推動日本安保政策在日美同盟的軍事框架下實施戰略轉型；阻撓台灣回歸，可以避免中國對台灣海域的所謂“威脅”，從戰略上確保日本的南方海上交通線的“安全”；以台灣問題纏住中國，使中國不便集中精力解決釣魚島和南沙群島主權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