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山東出現了一個28歲的副廳級幹部，引起人們的議論。議論的原因，倒不是質疑這個幹部來曆的正當性，而是引向了對現行幹部製度公正性與合理性的憂慮。中國現行的幹部選拔，近些年引入了公務員製度的若幹元素，但離嚴格意義上的現代文官製度，還有很大距離。
謝：我國現行的幹部製度，起源於革命戰爭時期。建國之初，幹部職位的高低，和他的革命資曆和戰功有一種內在的聯係。經過幾十年的和平時期，幹部選拔不可能再以軍功為依據。毛澤東晚年想從工農兵英模中提拔領導幹部。改革開放以後，現代化建設成了國家的主要目標，選拔勞模當領導已經不適宜。於是從八十年代開始講學曆，講專業，並開始借鑒外國的公務員製度。
丁：中國和外國的政治製度不同，文官製度也不會一樣。西方國家的官員一般分為政務官和事務官。政務官來源於政黨競選。事務官可以用考試方式選拔，事務官不因執政黨的改變而改變。我國的公務員不分政務官和事務官。一般人進入公務員隊伍要通過考試。政府領導官員的產生要履行人民代表大會的程序。但大家都清楚，在黨管幹部的體製下，上級領導人的安排，比選舉程序對官員的仕途具有更大的權重。現在雖然出現了一些公推公選、電視競選的個案，總的來說，自上而下的提拔，還是產生領導幹部的主要方式。
謝：中國現在的幹部製度，一方麵強調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一方麵講台階論。由於中國的行政層次是世界各國最多的，中央下麵有省、市、縣、鄉鎮等層次，行政機關裏對應的有部、廳局、處、科等層次，每個層次還有正副之分，甚至副職裏麵還有實際存在檔次差別，比如副書記實際上高於常委，這就使官員晉升的台階空前地多。現在學曆教育時間越來越長。如果一個年青人大學本科畢業或取得碩士學位以後，從基層村官做起，一級一級地提升，三十歲以前擔任廳級官員幾乎是不可能的。隻有一些特殊的通道，可以使官員在年齡競爭上取得優勢。給領導人當秘書是一條通道，團幹部也是一條通道。這些通道，可以免去最低的幾個台階，從而獲得升遷的年齡優勢。山東28歲的副廳級幹部，就是團省委副書記。
丁：團的工作是青年工作，領導成員自然比其他部門年輕。如果在建國初期，出現28歲的團省委副書記，不會引起社會的任何議論。現在人們知道，團的領導幹部不會一輩子從事青年工作，他們的下一步往往是黨政領導工作。這樣，輿論就會要求，他們不光要有年齡的優勢，而且要有實實在在的成績。如果沒有公認的成績，台階又比從基層做起的幹部邁得少，就會引起爭議。劉翔也很年青，他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參政議政能力如何固然有待實踐檢驗，但他在體育上的成就，卻沒有任何爭議。如果這個28歲的副廳級幹部，在某些領域也取得過突出的成就，情況就會好得多。
謝：青年人做大官本身不是壞事。我現在想討論的是，青年官員的來源，能不能再寬闊一些？除了官員隊伍本身，能不能向企業家和非政府組織開放？中國這些年出現了很多非政府組織，又稱NGO，他們有的從事環保，有的從事扶貧，有的從事助學，有的從事文化。許多NGO都有青年誌願者參加。有的NGO就是青年人創建和領導的。NGO成員有幾個特點：一是擅長公共事務，並在某一領域有相當的專業訓練和管理能力。二是他們本身不掌握行政權力，而是在為社會服務中建立自己的公信力，培養了良好的社會協調能力和溝通能力，辦事比較節儉。三是在基層活動的時間較長，比較了解下層社會的真實狀況，對老百姓有感情。四是事業心強，有理想情懷。其中有一些知名人士，在公眾當中享有美譽。如果能夠從製度層麵開通渠道，讓非政府組織的優秀成員擔任官員，官員退出政壇也可以到非政府組織中服務，對於改變官場慣於眼睛朝上的積習很有好處。
丁：NGO本身的特點決定了它必須想方設法為公眾服務。不為公眾服務，它就沒有存在和發展的理由。在民主製度下，為公眾服務也是對官員的要求。官員的權力來自公民的授予，官員的薪水來自公民的稅賦。外國政要起源於社區政治活動，起源於NGO組織的情況是很常見的。中國政界在選擇領導幹部的時候，如果能把為社會服務有突出成績的NGO成員納入自己的視野，無疑是一條能夠給自身帶來活力的開放性思路。對於當代大學生的就業選擇，也會產生很好的導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