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汶川地震，舉世同悲。在災難麵前，中國公眾的精神，令世界動容；中國政府的應對，及時而有力。與過去發生的同類事件相比，與不久前發生的一些特殊事件相比，中國政府在抗災中的舉措，得到世界各國政府和輿論的普遍好評。
謝：軍民救災，可歌可泣。政府行為，可圈可點。我最深的感觸，是“開放”二字。比如，在第一時間開放新聞，公開可能搜集到的信息，讓公眾及時了解災難的嚴重，看到救援的現場：又比如，對國際援助采取了開放的態度，不光是接受各國捐款和物資，還接受部分國外專業隊伍參與救援。再比如，政府采納來自社會的建議，設立全國哀悼日，期間停止奧運火炬傳遞和公共娛樂活動，為死難民眾降半旗誌哀。開放，使世界各國對中國更為友善。這種友善，超越了國家、民族、宗教和意識形態的阻隔。中國對內對外開放的新氣象，都是開明和自信的表現。
丁：天災不可防，但也不可怕。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都可能遇到意外災難，尤其是自然災害。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出現或大或小的局部自然災難，難以避免。但在災難到來時，不同時期的政府，麵對災難的態度卻有相當大的區別。我們經曆過不開放的曆史。1975年，特大暴雨使河南板橋、石漫灘兩個大型水庫潰壩，淹死數萬人，受災數十萬人，但當時隻有內參，對公眾竟然沒有新聞報道。1976年唐山大地震，有新聞報道，卻不接受國際援助。當時的政府不是不想全力抗災，事實上抗災也投入了舉國之力，但囿於自力更生的觀念，還是讓受災者失去了某些獲得救助的機會。這些事雖然發生在改革開放以前，但還是留下了值得記取的教訓。
謝：阿瑪蒂亞·森早就提出過“民主社會無饑荒”的觀點，他的基本判斷就是信息的公開能使國際性的援助及時到來，而被監督的政府在災難麵前不敢怠慢。
丁：災難出現時，信息要不要公開？公開到什麼程度？開放新聞將會產生怎樣的後果？這曾是困擾各級政府的問題。前幾年，一些地方發生礦難，官員和老板馬上想到防記者。2003年流行非典初期，真實的新聞報道也一度受阻。後來中央緊急決策，才開放了新聞，從而切斷了病源的擴散。不讓災難信息公開，有多種動機。有的是為了粉飾政績，回避問責，有的是權力的自負，以為隻有自己能處理災難，其他社會階層可能在災難麵前承擔責任，有所作為。事實上，不論古今中外，隻有朝野合力，才能把災難的損失減到最小。政府的責任是巨大的，主要的，卻不是唯一的。信息開放的好處，就是讓社會所有成員真實了解災難的程度，迅速做出自己的選擇，包括獨立的判斷，誌願的救助。社會各界出於良知和勇氣參與，與政府的指揮協調並不衝突。沒有必要提防社會力量的主動凝聚，要相信人類文明進程中的理性力量。
丁：災難中的信息開放，是防止謠言的最好辦法。新聞越開放，對救災越有利。開放有利於傳播科學的知識、前人的經驗、全世界的智慧，使決策失誤減到最低程度。人們常說，謠言止於智者。其實更應當說，謠言滅於公開。信息透明，謠言不攻自破。
謝：信息的公開，本身就是最好的動員。與以往發生自然災害相比，這次募捐啟動快，善款募集多，NGO參與早，社會動員廣泛，人心更加凝聚。
丁：今天傳媒高度發達，生活中無處不在。中國的新聞工作者，無論人員數量、專業素質還是技術手段，都已經今非昔比。新聞工作者在多大程度上發揮潛力，釋放能量，取決於製度環境。地震發生，電視能在第一時間全程報道，是媒體的選擇，更是政府的決策。在目前的體製下，發生重大事件，決策者掌握著媒體活動空間的大小。如果隻準規定動作，不準自選動作，廣大新聞工作者縱有一腔熱血，一身絕技，也將英雄無用武之地。開放才能使新聞工作者施展有路，報國有門。
謝：在災難麵前，政府認同開放的新聞的積極作用，與新聞界合作互動，也為政府贏得了主動。國家領導人麵對新聞界闡述救災的決策和思路，在電視上展示自身的活動，讓全社會感到了溫暖和力量。我的期望是，特殊時期的開放行為，最好能夠演變為新聞傳播的常態，演變為製度安排的應有之義，讓新聞媒體在更加寬鬆的環境裏自主發揮。不論朝野，通過抗災，都順應人類文明基本價值走向成熟，正是中國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