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出現了一些矛盾，比如貧富差異、階層歧視以及官民衝突等等。這都是發展中出現的問題，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對這些問題沒有一個符合事實的判斷。中國社會正在進入價值和思想文化多元的時代，尊重差異和容忍異端是化解社會矛盾的基本思路，如果沒有這個判斷，從政府行政方麵說，常常會把小事辦成大事，把本來行政成本極低的事，上升為管理成本極高的行為。
謝：改革近30年來，中國基本是在開放時期度過的，因為科技手段的廣泛普及，今天中國人對於世界文明的主流和人類文明的許多共同結晶，已有了基本的認識。特別是教育的普及，使中國人有了很強的法製觀念和人權觀念。一般來說，居於弱勢的社會群體，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基本利益受到極大傷害的前提下，不會主動和政府產生對立。在強弱衝突中，作為強者的政府，如果能以理解和同情為判斷事實的基本前提，通常會把社會矛盾化解到最小程度。我們倡導和諧社會的前提，其實就包括了容忍和尊重不同選擇的意願。
丁：我注意到國家最近在處理社會群體事件時的思路已發生了改變，這就是比較真切地了解到了社會群體事件發生的基本前提，有了符合事實的判斷，才最容易用小的行政成本化解社會矛盾。這個思路改變後，我們在處理社會矛盾時的觀念就轉化了，因為我們麵對的不是自己的敵人，而是一些在現實社會中因為自己利益受到傷害而產生過激行為的人。
謝：過去專門研究中國政府行政的學者常常說：最好的政府就是最好的行政。在不講階級衝突的社會中，對政府來說，確實提高行政水平，或者說提高執政能力是最關鍵的。最好的行政，也就是成本最低的行政。
丁：實事求是，敢於承認現實矛盾，才是徹底解決問題的思路。這方麵，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有許多非常精辟的判斷，比如中國的人民公社問題。那時強調的是階級鬥爭，但了解中國農村社會的學者，今天已沒有人認為當時農村的主要矛盾是階級鬥爭。道理非常簡單，是中國農村的生產力水平太低，一句話，太窮了。而這個結果是因為我們的生產關係出了問題。改革開放前，廣東人冒險偷渡香港的事時有發生，有人向鄧小平彙報，說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有什麼目的，如何如何。鄧小平的判斷非常簡單：香港的工資高嘛！這看似簡單的判斷中，包含了一個政治家對社會和人性深刻的洞察力，沒有這種洞察力，就沒有中國後來的改革開放，這就是政治家的勇氣和智慧。
謝：處理社會群體事件思路的改革，對提高政府行政水平很有幫助。有時候思路一調整，頓時就有柳暗花明的感覺。同樣，對思想文化問題，我以為也要有新的思路。首先對政府管理者來說，管理本身是一種行政行為，但如何管理卻體現智慧。把敵人變成朋友就需要智慧，把朋友逼成敵人是最簡單的，最不需要智慧的，但同時也是行政成本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