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當今中國，生態問題日益突出。空氣質量惡化，流行病蔓延，大江大河大湖大海大麵積汙染，飲水和食品不安全，自然災害頻頻發生，已經威脅到廣大老百姓的正常生活。無法回避，不得不讓人們思考。
謝：生態危機，有全球的普遍性問題，也有中國的特殊性問題。思考中國的生態危機，一般會反省我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製度設計。但也有一種說法，把生態危機歸結為西方文明的危機、美國生活方式的危機。他們主張，克服生態危機的出路，要靠東方的智慧，要靠中國的傳統文明。這種說法，或許能夠滿足一些人的文化自豪感。
丁：這是一種打腫臉充胖子的說法，可以自我安慰，但經不起追問。固然，當今的生態問題和工業革命有直接關係。工業革命提高了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給人帶來享受和方便，同時也使人類與自然的關係走向緊張。工業革命起源於西方，二百年間迅速擴展到全球。全人類都接受了工業文明。如果這種文明出現了危機，已經不僅是西方文明的危機，而是人類文明的危機。
謝：西方一些思想家，意識到文明的危機，想從古代東方尋找智慧和靈感，取他人之長，補自己之短，無可厚非。但作為中國人，對自己祖先的傳統和文化，卻應當有清醒客觀的認識。古代中國有發達的農業文明，其中包含一些人與自然相對和諧的生活經驗和思想感悟，值得珍視。但切不可以為我們早已擁有解決現代文明難題的靈丹妙藥。從采集、漁獵、遊牧到農耕，工業社會以前的諸種文明，與其說是當時的人類懂得了與自然和諧相處，不如說是由於人類自身能力還不夠強大，不得不順應自然。同時，也不應低估農業文明時代人與自然不和諧的一麵。中國古代帝王，修長城、修宮殿、修陵寢，使得多少原始森林變成了童山禿嶺，從此再不能恢複。
丁：因為能力低下而順應自然，和自覺地尊重保護自然，不是一碼事。記得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尼克鬆訪華，中國的大門向西方開了一道縫。西方人來到北京，看見長安街上汽車很少，滿街的中國人都自行車，稱讚不已，以為中國人選擇了明智的城市交通方式。殊不知，中國人當時選擇自行車，並非環保意識的自覺，而是收入太低，買不起轎車。三十多年過去了，北京也成了轎車的海洋，堵車現象比西方大城市還嚴重。為舉辦奧運會隻好分單雙號上路。倒是一些歐洲市民，自覺地放棄開汽車，將自行車當作首選的交通工具。有能力擁有汽車而選擇自行車，才稱得上環保的自覺。
謝：中國古代先哲片言隻語的智慧閃光，固然能給西方人以啟示，但真正能夠看清當今世界環境問題症結所在，並提出有效對策的，不是他們，而是現代的思想家和科學家。這些思想家和科學家，幾乎都是西方人。在這方麵，中國學者的影響，沒有人能和美國的生態學家利奧波德、生物學家卡森相比；中國的研究機構，也沒有一家能夠和提出“隻有一個地球”的羅馬俱樂部相比，能和提出可持續發展的布倫特蘭夫人領導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相比。
丁：必須老老實實地承認，在環境保護方麵，中國是後來者。當發達國家保護濕地的時候，我們還在圍湖造田；發達國家禁止高汙染行業的時候，我們還在發展五小工業。中國政府真正認識到環境生態問題的嚴重性，已經是1985年，而將科學發展觀確立為治國的指導思想，已經是二十一世紀。
謝：在發達國家，善待環境，保護森林，愛護野生動物，已經融入人們日常生活習慣。客觀地講，中國公眾的環境公德，有明顯的差距，我們沒有妄自尊大的資本。
丁：我覺得，當務之急是要守住道德和法律的底線。中國一些地方發生嚴重的生態災難，不是認識水平問題，不是好心辦壞事，而是某些人的利益驅動。一些企業為了發財，破壞環境是明知故犯。某些官員，為了私利，不惜犧牲公共利益和企業達成私下交易。為了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以鄰為壑，損人利己，在某些地方成為常態，成為有實力有本事的表現，他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立法存在漏洞、司法存在缺位，行政存在不作為和胡作非為，代表公共利益的輿論監督，非政府組織和公民參與，軟弱無力，倍受牽製。這些問題，發達國家並不存在，即使有也比我們解決得好。回避這些差別，空談什麼西方的危機，東方的智慧，恐怕無助於中國環境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