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2007年國慶長假期間，安徽阜陽市封存了80%的公車。當地官員估算，如果不封車，以一輛車每天行駛50公裏計算，光油錢就要35元左右。封車7天，一輛車就能節省油費245元，全市封存5000多輛車，可節約120多萬元，這還不算司機的加班費和車輛維護費。當地官員還向新聞記者表示：公車封存，轉變了幹部作風，改變了幹部形象，弘揚了正氣，節約了經費，解脫了幹部司機，淨化了空氣環境。對這件事的評價，網上有爭論。我總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謝：節日暫時封存公車，不是新鮮事。據我所知，長治、昆明等城市，也有類似的做法。2006年11月，北京舉辦中非合作論壇高層峰會，中央機關50%的公車，北京市機關80%的公車不準上路，嚴重堵車的北京城，交通一下子順暢了，也沒有影響黨政機關的正常運轉。
丁：這些情況都說明，中國公車的數量實在太多了。到底有多少？我見過幾個數據，財政部門的說法是180萬輛，但很多人認為低估了。一般認為，上世紀90年代末達到35O萬輛，2004年已經超過400萬輛。現在隻會更多。車輛的采購和運轉，是中國財政支出增長最快的大項目。
謝：公車的說法比較寬泛。行政、執法部門履行公務的車輛是公車，官員的專車也是公車。真正的弊端享用專車的官員太多了。公車消費、公款吃喝、公費出國等項官員職務消費，接近財政支出的四分之一，已經突破了社會公正的底線。
丁：在實行民主憲政的國家，有資格享受專車的隻是數量極少的要員，比如總統、總理、議長、內閣部長。更多的官員享用專車，議會通不過，輿論也通不過。所以公務員駕駛私車上下班是常態。在中國，按照國家規定，給省部級副職以上領導幹部配備專車，已經寬多了。但達到這個級別的在職領導幹部，不過數千人而已。實際上，大量的司局地市級領導幹部，乃至縣級、鄉級領導幹部，都在享用專車。這些車名義上隻是單位的公車，實際上是領導幹部的專車，並且配有專職司機。這就使中國官車的數量多達百萬輛以上，不但成為世界之最，而且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官車數量的總和。
謝：官車太多，必然滋生腐敗。有人對一些地方官車的使用情況做過調查，大約官員辦公務占三分之一，官員辦私事占三分之一，司機辦私事占三分之一。公車的工作效率隻有出租車的五分之一，運輸成本卻比出租車高10倍。公車往往跑不了多少公裏，就以種種理由更新換代。一些公車司機為了賺取修車回扣，小故障報大修的不在少數。2006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劉滿倉和政協委員劉光複提到，每年各級政府官員公車私用達2000多億元，幾乎等於國防開支，超過教育經費。
丁：我不是一般地反對官車。國家領導人、政府部長，省長，配備專車是必要的。共產黨在戰爭年代，也不是絕對平均主義。當時沒有汽車，靠馬匹代步，隻有達到一定的級別的幹部，才有資格騎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汽車很少。那時自行車也是公車。最近我讀到一本黃光耀回憶錄，1950年他擔任孝義縣公安局長。他是陝北人。上任以前，領導批準他騎公家進口的三槍牌自行車回老家探親，兩天騎了幾百裏，他還是很高興。現在，自行車已經從公車行列裏徹底退出。我認為，隨著中國汽車價格的降低和官員薪金的提高，轎車的主體也應當由公有官坐變為私有私養，卸掉這個沉重的財政包袱。
謝：治理官車膨脹，不但關乎廉政，關乎社會公正，而且關乎環境保護。十七大已將生態文明已經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相提並論。大幅度削減官車，乃是生態文明的題中應有之義。雖然不論公車、私車，都是汽車，都要燒汽油，都會汙染環境，增加溫室效應。但公車和私車對環境的負麵影響，差別卻很大。香港私人轎車並不少，但人們輕易不願開車上街，而是首選地鐵，因為市區停車費太貴了。北京堵車現象越來越嚴重，政府采取公交優先的對策。高級官員也就是在無車日那天乘一回公交車，做個樣子罷了。而私車車主不同。新的地鐵線路一通，馬上有人放棄自駕汽車，改乘地鐵上班。有人把車開到郊外地鐵車站，換乘地鐵上班。還有人想到拚車。不論是為了省油錢，還是為了省時間，私車車主都會精打細算。而坐公車的官員，肯動這個腦筋嗎？
丁：最近幾年，中國火車六次提速，許多大城市之間已經朝發夕至。但乘火車的高級官員卻越來越少了。周邊省市的領導幹部到北京，基本上都是開專車。成本比火車高得多。他們也不可能算這筆賬。
謝：過去，不論是騎馬，還是騎自行車，領導幹部優先一些，也不會影響生態環境。汽車時代就不同了。這項發明誕生以來，就是一柄雙刃劍，即給人類帶來了舒適和效率，也給環境帶來了隱憂。中國是一個生態環境相對脆弱的國家，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享受汽車文化，我們並沒有底。中國已經從自行車大國步入汽車大國行列。為了落實生態文明建設，是把大幅度削減公車提上政府議事日程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