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吉川《三國誌》的最主要刪節
由目錄比對可知，吉川《三國誌》對《演義》的最大一處增改，是於卷首以劉備購茶遇匪、邂逅張飛、三英聚首虛構取代了曆史回顧，而最大一處刪改卻在卷末，在敘述完孔明預伏錦囊計斬了魏延、靈柩運抵成都安葬定軍山後，刪去其後長達15回半的所有內容，以“然而，渺茫一千七百年，至今仍語於中華健兒者又豈隻定軍山上此一石琴。‘鬆無古今色’，那亙古不變的鬆濤不也令人頓悟：古往今來全一色，安有能脫出此輪回外於此春秋者乎”（八冊p370）等三段文字嘎然結束了三國故事。為何要作此刪節？吉川英治的解釋是：
故此原作《三國誌演義》講到孔明之死，也讓人感覺三國故事已告結束，三國爭霸曆史也塵埃落定，萬事休矣。讀者諸君想必也有此感，譯者至此也頓覺興趣索然，再也無力驅使手中這筆……故此拙著《三國誌》由桃園結義以來幾近翻譯，隻有此結局不想照搬原著而就此擱筆，即以孔明之死結束三國故事。（八冊p372）
確實，《演義》由東漢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黃巾起義開始，一直敘寫到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吳國滅亡為止，總共寫了96年，但在234年孔明病死前的前五十年上，羅貫中花了104回、幾占作品百分之九十的巨大篇幅來詳細敘述，而在孔明病死後的後46年上，作者卻隻用了不到16回、僅占作品百分之十略強的小篇幅來將之簡單帶過，草草了結。顯然，他也覺得深受喜愛的劉·關·張、孔明等主要人物既已全數退出了曆史舞台，以孔明為代表的北定中原、複興漢室理想也已無望實現，故事因而已沒了懸念，少了魅力，不能引人而隻能讓人“興趣索然”，於是隻好如走馬觀花般草草了結，不再細說。
“一位小說家的創作觀念的產生，是植根在曆史的、民族的、文化積澱的土壤上的”（鄭鐵生《三國演義敘事藝術》p85），尤其是當一部作品不是由一個作者在較短時間內獨立創作出來，而是由包括受眾在內的廣泛群體在數百年乃至上千年的較長時間內集體創作出來時，其所表現出的價值取向與審美情趣就必然地更加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乃至民族性，因為這樣的作品於其形成過程中已廣泛吸收了受眾的意見，盡可能地滿足了他們的審美要求。譬如《演義》就是這樣一部作品，它在被羅貫中創作出來之前經曆了漫長的民眾醞釀過程，它的取舍因而也就是廣大民眾的選擇。“王彭嚐雲：‘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正如蘇軾於其《東坡誌林》卷一的這一記載所說明，《演義》中的尊劉貶曹思想傾向於宋時即已深入人心。而既然連小兒也早已“聞劉玄德敗，頻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則羅貫中也隻能感覺沒了劉·關·張、孔明等主要人物的三國故事讓人“興趣索然”了。亦即：他不過是表現了既存於民眾的這一審美取舍而已。
與羅貫中相同，吉川英治也繼承了我國俗文學對三國人物的這一審美取舍，但在素材處理上兩人卻大不相同：吉川英治是刪除，羅貫中是簡寫。在《演義》中，羅貫中盡管簡單，但還是講完了後46年的三國曆史，從而至少在形式上完整講述了魏·蜀·吳三國由分而合的曆史，完整敘述了魏·蜀·吳三國爭霸天下的曆史大事。也許，正是為了完整講述三國故事，正是為了保證敘事的完整性，羅貫中才明知三國故事已沒了懸念，不再引人，而仍要將其後的發展與結果交代清楚，從而賦予了作品以敘事的完整。亦即：他尊重曆史，強調事件，重視對曆史事件的完整敘述。
但吉川英治對敘事的完整性卻不重視甚至無視，他對後46年三國故事的刪節破壞了原作的敘事完整性，使之成了一個沒有結果的三國故事。他在卷首的刪改，他在卷首那橫空出世般的虛構原已割斷了三國故事的曆史源頭，他在卷末的這一刪節因而更進一步將三國故事拖離了曆史的軌道，使之完全孤立在了曆史進程之外。但孤立於曆史進程的這一三國故事，卻由於吉川英治於作品首尾的一增一刪而始於劉備、終於孔明，始於劉備遇關、張，劉氏集團形成並逐漸壯大，終於諸葛亮病死軍中，劉氏集團因此無望一統天下並從此逐漸衰亡，他的《三國誌》因而成了劉氏集團的興衰史，成了新《平家物語》。
《平家物語》是日本文學史上軍記物語的最高傑作，是日本中世（約13～16世紀）戰爭題材小說的代表作。作品形成於鐮倉時代（1192～1333）前期，有正文十二卷、灌頂卷一卷，共十三卷，基本以編年體形式講述了於貴族政治逐漸衰亡的平安末期，尤其治承·壽永年間（公元1177～1184年）新興武士階級中源·平兩大家族、兩大集團爭霸天下的曆史故事。但作品以戰亂曆史為素材，敘述時卻以由盛而衰而亡的平氏悲劇命運為主軸，於前六卷由平氏的崛起開始，講述了平氏集團的日漸壯大，交代了其終將滅亡的原因；於後六卷記述了平氏的迅速滅亡，並於記述了平氏父（重盛。卷三）·祖（清盛。卷六）·孫（維盛。卷十）三代傳人之死後，於卷十二交代了平氏第四代嫡孫六代之死，以“從此平氏家族徹底滅絕”一句結束了正文。家族嫡係傳人之死在作品中的工整排列表明了作者的主觀意圖是要講述平氏家族由盛而衰的曆史，故此他為作品取名“平家物語”，意：平氏家族興衰史。
吉川英治對魏·蜀·吳三國爭霸天下《演義》故事的把握與《平家物語》作者對源·平兩大家族爭霸天下曆史的把握如出一轍，這說明吉川英治是要以長期以來深為日本人所熟悉所喜愛的《平家物語》式曆史把握與敘事角度來重構《演義》，因而才有上述一首一尾的增刪改寫發生；而我們也隻要改換角度，不以曆史的角度而以劉氏集團命運演變的角度來閱讀吉川《三國誌》，便會發現作品的敘事也是完整的，有始有終的。那麼，所謂《平家物語》式曆史把握與敘事角度與羅貫中《演義》的主要不同是什麼呢？
（二）物語文學的“個人”角度敘事
如上所述，《平家物語》可按平氏家族的盛衰變化分作兩部來閱讀，但同時還可以作品所塑造的三個英雄人物為敘事中心，分作三部來閱讀。這三個英雄人物是活躍於第一部（卷一～六）、領導平氏走向鼎盛並至死不忘消滅源氏、要子孫“務取賴朝首級來祭我於墓前”（p368，第6卷第7章）的平清盛，活躍於第二部（卷七～九）、取代平氏入主京都、轉瞬間卻因與後白河法皇反目而命喪粟津鬆林的源義仲，以及活躍於第三部（卷十～十二）、於河原之戰中滅了義仲、於壇浦之戰中亡了平氏、最後卻因功高蓋主引發同父異母兄賴朝猜忌、被迫北遁奧州的源義經。三人所屬集團不同，故事也不一樣，但命運卻完全相同：都曾盛極一時，又都終歸滅亡，因而也都印證了“勝者必衰”的原理，而“盛者必衰”正是作者用以統攝全篇的創作理念。為此作者不僅以三個英雄的悲劇命運再三印證，說明並強調了“今生的遭際是果，為禍為福，都出於前世種下的因；而浮世如煙，轉瞬即逝，重要的是為來世修福，祈求死後進入極樂淨土，永享安樂”（申非“《平家物語》譯本序”）的道理，而且於卷首冠以“祗園精舍鍾聲響，訴說世事本無常；沙羅雙樹花失色，盛者必衰若滄桑。驕奢主人不長久，好似春夜夢一場；強梁霸道終殄滅，恰似風前塵土揚”等八句偈語以提示，於卷末加上敘述女院出家（灌頂卷第1章“女院出家”）、談佛悟道（灌頂卷第2～4章“入居大原”“臨幸大原”“六道”）、成佛（灌頂卷第5章“女院死去”）的灌頂別卷以概括，首尾呼應，將三個英雄的悲劇命運納入了佛教的理念體係，為作品增添了勸人皈佛的色彩。
與此相同，《演義》也以“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始，以“自此三國歸於晉帝司馬炎，為一統之基矣。此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終，首尾呼應，以三國故事印證了作者對曆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把握。隻不同的是，《演義》要印證的是作者對社會曆史的把握，讀畢掩卷，讓人有三國故事已經終結，而曆史還將分分合合、不斷發展之感；但《平家物語》要印證的卻是作者對個人命運的把握，讀畢掩卷，隻能讓人感歎世事無常，不如追求來世之樂。亦即：《演義》關注的是社會的曆史，是事，而《平家物語》關注的是個人的曆史，是人；《演義》敘寫的是事，所以必須將事件過程敘述完整，將事件始末交代清楚；《平家物語》記述的是人，所以作品須以人物命運為主軸來構思，須按時間順序來敘述，須將人物（個人或集團）的生老病死，它的誕生、成長與衰亡交代清楚，而事件的完結與否卻可以不必在意。因此在《演義》中，作者雖然對孔明死後的三國故事已不感興趣，雖也明知後46年三國故事已不能再為他的擁劉反曹主題服務，但為了敘事的完整，還是要將三國故事一直敘寫到“降孫皓三分歸一統”為止；而在《平家物語》中，作者卻將源·平爭霸這一曆史事件的結果撇在一旁，隻專心於對平氏命運的“追蹤報道”。
如上所述，《平家物語》除灌頂別卷外共有12卷184章（版本不同，或有不同）。作者於卷十一第八章（“壇之浦決戰”）至十二章（“內侍所還都”）記述了平氏集團的全軍覆滅後還寫了15章，內容具體如下：
卷十一：
13）（平氏）滿門遊街
14）平大納言文卷
15）副將（平宗盛次子）被斬
16）腰越驛（源義經謁見源賴朝）
17）內大臣（平宗盛）被斬卷十二：
1）（平）重衡被斬
2）大地震
3）染匠（送還源賴朝父源義朝首級）
4）平大納言被流放
5）土佐坊（昌俊。源賴朝派去暗殺源義經者）被斬
6）判官（源義經）出逃
7）吉田大納言的為人
8）六代（平清盛第四代嫡孫）
9）菩薩保佑
10）六代被斬
僅從回目即不難看出：在源·平爭霸勝負已定之後的這15章中，作品的敘事線索就是兩條，一是源義經：於腰越驛謁見源賴朝時被猜忌（卷十一第16章），躲過暗殺（卷十二第5章）後出逃奧州（卷十二弟6章）；二是平氏家族。作者由壇之浦決戰後平氏被俘者遊街示眾（卷十一第13章）、平氏首領平宗盛父子及平重衡被俘被斬（卷十一第15、17章及卷十二第1章）開始，一直追蹤到18年後的建仁三年（1203年。《參考源平盛衰記》說）11月27日平氏第四代嫡孫六代被斬為止，仿佛不說出“由此平氏子孫徹底滅絕”一句，作品就無法結束似的。18年前源·平爭霸這一曆史事件即已結束，平氏集團也已覆滅，“到了文治元年（1185）冬季，平家子孫就連一兩歲的孩子也沒有了。除了不能剖開腹腔之外，什麼地方都搜遍了，可以說斬盡殺絕了”（周啟明等譯《平家物語》p508），作者卻仍要用幾達作品十分之一的大篇幅將故事延續到18年後，而目的隻不過是為了交代平氏家族的最後一個直係傳人、平清盛四代嫡孫六代如何被殺，平氏子孫如何徹底滅絕而已。《平家物語》在源平爭霸曆史事件結束後的這一“增補”與吉川《三國誌》對孔明死後46年三國故事的刪節可以說是異曲同工，二者都不同於《演義》對後46年三國故事的簡寫，都相同地表現了作者對人物或集團命運的關心。正如《演義》最後一節題為“降孫皓三分歸一統”，而《平家物語》最後一章題為“六代被斬”所顯示，二者的關注點不一樣：前者是事，後者是人，是個人或集團的命運。
對個人曆史、個人命運的關注，不僅聯係了《平家物語》與吉川《三國誌》，而且還聯係了日本古典文學的眾多作品，形成了日本物語文學敘事不同於中國的重要特點。因為日本古代各個時期的物語文學代表作幾乎都以人物命運為主軸來構思，都按主人公生平經曆的順序來敘述，都表現了作者對個人的強烈意識與對社會的無意識。
與世界各國的文學一樣，日本敘事的物語文學也由抒情的詩歌——和歌發展而來，由和歌向物語過渡時期的物語稱“歌物語”，代表作是《伊勢物語》，成於938年前後。作品版本較多，按藤原定家校本計，共有詞章125段、和歌209首；以和歌為首，詞章為輔，詞章補充說明和歌的創作場景等。作品第一段為“元服歌”，最後一段為“辭世歌”，按時間順序記述了“昔時某男”由加冠成人至辭世而去的一生所曆情感變化。因此作品於《源氏物語》中稱“伊勢物語”（第17回“賽畫”）或“在五物語”（第47回“總角”），而在《狹衣物語》中稱“在五中將日記”，因為它以日記形式記錄了某人一生的情感生活。這種創作形式後來被平安時代的貴族女性所繼承，並由此誕生了以藤原道綱母《蜻蛉日記》為代表的平安時代女性日記文學。毋庸贅言，這些日記文學作品都是以人物——我為主軸、按“我”的經曆順序來創作的。
日記文學如此，物語文學也如此。平安時代物語作品的代表作是《源氏物語》。“源氏”原指天皇家族中降為臣子後賜姓“源”的一支，如創立了鐮倉幕府的源賴朝等，但在作品中指的是主人公源氏公子。源氏公子長得光豔動人，人稱“光華公子源氏”，簡稱“光源氏”，作品因而又稱“光源氏物語”。一如書名所表明，所講述的是主人公先遭流放後極富貴、交往了眾多女性、多情而又多恨的一生。作品在“虛構故事”一點上大別於同時代的女性日記文學，在更多敘事而不主要抒情一點上也不同於《伊勢物語》，但在以人物命運為主軸來建構作品，按主人公人生經曆的先後順序來敘述一點上卻與二者一脈相承。
進入中世後，物語文學因主要取材於戰亂而得名“軍記物語”，主要作品按成書年代排列，計有《保元物語》、《平治物語》、《平家物語》、《太平記》、《義經記》、《曾我物語》等。《保元物語》又名“保元大戰物語”或“保元戰記”等，主要內容為日本保元元年（1156）的內亂始末；《平治物語》又名“平治記”等，主要內容為日本平治元年（1159）的內亂始末；《平家物語》已如上所述，不再贅言；《太平記》主要內容為日本鐮倉末年的正中（年號，正中元年為1324年）·元弘（年號，元弘元年為1331年）之變以及其後的鐮倉幕府滅亡（1333年）、南北朝對抗（1336～1399年，但作品隻寫至1371年）等，詳細可見第一章第一節；《義經記》又名“判官物語”、“牛若物語”等，主要內容為源義經早年雌伏待時、晚年落魄流離的悲劇性一生；《曾我物語》以曾我十郎祐成·五郎時致兄弟為父報仇的史實為題材，順序寫了父親死後曾我兄弟的成長、為複仇所作的長期準備、成功複仇以及其後兩兄弟之死等。從軍記物語的上述演變不難看出：或因題材要求，前期軍記物語已一改平安時代物語文學的記人傳統，在一定程度上將敘事中心由“人”轉移到了“事”。然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後期軍記物語重又回歸了記述某人生平的老路，最典型者或是《義經記》。
《義經記》記述了源義經的一生，而源義經是《平家物語》中的三個英雄之一。或由於《平家物語》已對其勇猛善戰與赫赫戰功作了精彩描寫，作品省略了源義經一生中最光輝燦爛的這一時期故事，重點講述了他雌伏待時的少年與顛沛流離的晚年故事。作者的這一安排，顯然是為了與當時已廣泛流傳的《平家物語》相補充，以滿足《平家物語》受眾對悲劇英雄源義經生平的了解需求。這說明：以個人生平為主軸建構作品，按時間順序敘述故事，這與其說是物語作者的自主決定，不如說是受眾對作者的要求，是作者對受眾要求的回應，因為受眾在敘事文學中更想得到的是對人物生平與命運的了解，否則作品就不會在《平家物語》廣泛流傳了百餘年後出現於日本室町時代（1338～1572）初期。
以社會曆史為敘述對象時，日本人尚如此不能專心於既發生事件來龍去脈的梳理與敘述，而總不由自主地將目光由“事”轉向“人”，則當敘述對象不是既發生的曆史事件而是虛構的故事時，他自然就會選用更為自己所熟悉所習慣的以人物生平為主軸進行構思、按時間順序進行敘述的老方法。事實上，近世（17世紀初～19世紀後半葉）日本物語文學的敘事方式也正是這樣“返璞歸真”的。第二章提到的主要以史實為依據，又廣泛吸收各種筆記雜錄乃至街談巷議，虛虛實實地講述了曆史人物源為朝一生的瀧澤馬琴講史類讀本代表作《椿說弓張月》（又名“鎮西八郎為朝外傳”）是一個例子，井原西鶴的《好色一代男》也是一個極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