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心情感非親身經曆不能知曉，因而不能代言，這是日本民族所特有的一種認識，它隻見諸於日語而不表現於漢語。亦即中華民族在情感表現上模糊了自己所看到的狀態與對象真實之間的界限，跨越了自己與被描述對象之間的鴻溝，以為自己有資格代他人發言，可以不加區別地將他人表現出的狀態作為客觀真實來知曉，來傳達；而日本民族卻嚴守了“我”與“他”之間的界限，認為這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我”所看到的永遠隻是“他”的表象，而非其內心的真實，他人的內心是不可知的。這是日本民族對客觀真實的嚴格界定，是日本民族對客觀真實近乎苛刻的追求。這種追求被儲存於日語這一水庫中，於無意識間，於不被知覺間，“潤物細無聲”地融進了日本民族的血液，滲透了其民族機體的每一個細胞，潛移默化地左右著他們的思維，決定著他們的審美，成為了日本民族根深蒂固的一個傳統。表現在文學上，就是由古至今、綿綿持續了千餘年的追求真實傳統。因為“日本古代文學意識從萌芽到發生的全過程，都是以‘真實’為基底”的，真實是“不易的日本文學精神，流貫於各種日本文學思潮之中，成為日本文學的河床”（葉渭渠《日本古代文學思潮史》p98～99）。盡管真實作為一種文藝理念，作為文藝批評上的一個價值標準，要遲至905年的《古今和歌集》時才首次被應用於實踐（穀山茂等《日本文學史辭典》），此後日本人才開始從理論上認識了“真實”，才開始在文學活動中有意識地追求真實，但成於712年的日本現存最古史書《古事記》，卻已是當時天皇因見“諸家之所齎帝紀及本辭既違正實，多加虛偽”，為“討覆舊辭，削偽定實”（《古事記》序）而詔令撰錄的，成於759年後廿年間的日本最古和歌集《萬葉集》中所收和歌，也基本都是歌者悲喜哀樂等自然情感的表露，編者也隻能從情感的不同上去認識，將歌唱喜愛之情的編入“相聞歌”（戀歌）類、將歌唱悼念之情的收入“挽歌”類、而將此外無法認識的全部歸作一類，名之曰“雜歌”……自然情感是對既存事物的反映，它不同於《尚書·堯典》所說“詩言誌”的“誌”。因為“‘誌有三個意義：一，記憶；二，記錄；三，懷抱。’……但是到了‘詩言誌’和‘詩以言誌’這兩句話，‘誌’已經指‘懷抱’了”（朱自清《詩言誌辨》p3）。由時態看，指“懷抱”之“誌”是將來的，是對將來的構想，因而是未實現的，是虛擬的；而萬葉和歌所表露的自然情感是對既存事物的反映，因而是既發生的，是真實的。因此萬葉和歌與言誌的中國詩不同，它隻記錄既發生的情感，而不發抒對將來的懷抱。日本和歌對既存的關注與對未來的忽視或許還不能說是對真實的有意識追求，但已充分表現出了萬葉時代日本人對非現實存在的本能排斥。因而在905年後，在追求真實成為日本民族的意識行為後，就產生了女流日記文學這一體裁。
以日記為體裁進行的文學創作，於中國也有魯迅的《狂人日記》、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等，但這些日記體小說都是作者的虛構，都是作者為實現其創作目的而在一個事先搭建的框架範圍內進行的創作。與此不同，當時（平安時代）日本的日記文學並沒有事先搭建的創作框架，它不是作者的虛構，而是作者以其逐日所記的真實日記編輯而成的（此類日記文學作品於中國文學中也有，但極少，或隻有鬱達夫的《日記九種》等）。為其蒿矢者，是最先在理論上認識了“真實”、率先將“真實”用作為文藝評論標準的、敕選《古今和歌集》四編者之一——紀貫之。
934年12 月21日，土佐國守紀貫之任期屆滿，離任返京。經55天水陸跋涉後，於翌年2月16日返抵京都。日本的第一部日記文學作品——《土佐日記》即其抵京後不久整理出的這55日返京旅途逐日記錄，內容為途中的見聞感想，但“貫穿始終的是對夭折於土佐任上愛女的悼惜之情”（鬆尾聰等編《上代·中古文藝新抄》p160）。作品開卷第一句話，表明了作者的創作態度：
男人都記日記。我身為女子，但也想試試。
如其所言，日記這一體裁在日本早已有之。但此前記者皆男性；所記皆朝廷公事，屬備忘錄性質；所用文字皆漢字，都以漢文記錄，如藤原道長的《禦堂關白記》、藤原實資的《小右記》等。這一曆史背景賦予了上述卷首語以如下兩重意思：A）他要記錄的是私事，私情，而非公事；B）他要使用的是日文假名，而非漢字漢文。
當時在日本，“與真名（漢字）相對的假名（日文字母）雖已誕生，但充其量隻有部分地方官員使用假名加漢字的表記方式。在京都從政或學習的男子們仍使用的是四四方方的外來漢字。除了作和歌外，平時使用的也都是漢字。假名因此成了女性的文字”，而漢字則成了男性的文字。男性的漢字用於朝廷儀式等公家事務性記錄，帶有公的性質；而女性的假名則帶私的性質，“極便於描述女性所特有的、微妙而複雜多變的心理狀態和心理活動”（和歌森太郎等《日本女性史》卷一p261～262）。因此作者於卷首語中要表明的創作態度就是：要拋棄自己的貴族身份和官僚地位，脫離政治，脫離公的社會，投胎女身，進入私的世界，以便能夠使用女性的文字，真實具體、細致入微地傳達自己的傷女和懷舊之情。
作者的這一創作態度表現了他對情感如實再現的執著追求，開創了寫自己、非情節、追求情感真實的先例，因為逐日所記的日記隻能追隨事件的自然發展，而不能進行故事情節的事先設定。但紀貫之追求真實，也不排斥虛構。因為他對作者身份的虛擬，已經表明他是在“創作”而非“記錄”，更何況後人已考證出其作品《土佐日記》中“含有純粹的虛構”，有時“為了強調自己的心情”，竟“不惜改變場所的真實地理位置”（木村正中《中古日本文學史》p78）等。但是，廿年後日記文學的發展卻徹底否定了虛構，從而將真實追求推向了極致。因為她們主張：虛構就是虛假，經驗才是真實。她們不僅追求真實，而且排斥了虛構。首先提出這一主張的是平安時代大貴族藤原道綱之母，女流日記文學的始祖。
平安時代的日記文學又稱“女流日記文學”，因為其首創者雖是男性，後繼者卻都是女性，第一人即藤原道綱母，第一作即她的《蜻蛉日記》，一部對其後日記文學乃至《源氏物語》都影響巨大的作品。與紀貫之一樣，道綱母作《蜻蛉日記》的動機也緣於對真實的追求。不同的是：前者於創作方法上追求，為情感的真實再現作了敘述者的虛擬，將記錄外部世界的事務性日記改造成了表達內心情感的文學形式；而後者於創作內容上追求，不僅否定了經驗的虛構，而且將內心情感限定在了個人的日常生活與身邊瑣事上。她說：
流傳於社會的諸多舊物語皆虛言假語。我雖身份低下，不如旁人，但所記皆親身經曆，相信更能得到重視，且可成為世上徒羨高位女子的前車之鑒。（《蜻蛉日記》序）
“流傳於社會的諸多舊物語”指的是此前百餘年間出現的《竹取物語》、《伊勢物語》、《大和物語》和《平中物語》等，正如它們多以“距今很久以前”開頭所顯示，這些“舊物語”所敘述的都是他人的虛構故事。出於“對虛構小說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中村光夫《日本現代小說》p6），道綱母斥之為“虛言假語”，認為還不如自己的親身經曆，雖然平凡卻因真實而“更能得到重視”。她不僅強調了對真實的追求，而且表示了對虛構的否定；不僅要求了情感的真實，而且要求了經驗的真實，要求了親身的經曆，因為非親曆之事都隻能是聽來的看來的，當事者的真實心情不得而知。顯然，真實傳統之河在此轉了一個九十度的大彎，流向了後世的私小說；而其長達三卷的《蜻蛉日記》所記錄的，也確實隻是在實行訪妻婚（男子夜到女家同宿，黎明前離去的婚姻形式）的當時日本，作為一個權勢者的數個妻子之一所感到的對與自己爭奪夫愛女子的嫉妒、對自己可能失去夫愛的恐懼、對失去夫愛後的痛苦和絕望、以及無可奈何、隻能轉而傾注於兒子道綱的母愛等，一句話，是對自己“長達二十一年充滿痛苦結婚生活的私小說般記錄”（大久保廣行《古典》p214）。
否定虛構，主張真實，強調親身的經曆，認為“即使身份低下，隻要所記是實就更有意義，更有價值”（《人物日本女性史》卷二p29）。但這真實又不是純客觀的真實，而“是作者主觀上的真實”（北原保雄《日本的古典》p45），是經過作者心靈的過濾，帶有作者情感色彩的真實（因為客觀的真實有時是不可認識的，因而是虛假的）。她的寫作不是為了事件的敘述，而是為了情感的抒發，故而她采用了日記體：日記是為自己而非為他人的寫作方式，因而可以不必擔心他人的恥笑，可以不必顧慮他人的非議，可以毫無顧忌地吐露真情，直率大膽地向自己傾訴一切，包括在人前難以啟齒的對被愛的渴望、對得不到愛的煩惱、對失去愛的痛苦，乃至對奪去愛情者的強烈嫉妒。非虛構，無情節，隻寫身邊瑣事，隻抒發個人情感：她的日記實際上已經具備了現代私小說的主要特征，她的作品因而被普遍視為“真正的女性告白作品”（穀山茂等《日本文學史辭典》p99），“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自敘傳、告白小說”（和歌森太郎等《日本女性史》卷一p258）。這說明，日本私小說在一千多年前實際上就已誕生了，盡管它取的是日記這一體裁；而今天的私小說在對真實的追求上也確實繼承了《蜻蛉日記》作者追求“主觀上的真實”的傳統，繼承了追求“たい”類情感表現所表現的深藏於內心、不說出來就不為他人所知的主觀真實的傳統。
（三）吉川《三國誌》的細節真實追求
據考，《蜻蛉日記》作者生於936年，《土佐日記》問世後的第二年；死於995年，《枕草子》初稿問世並開始流行的前夕。她的一生，因而就仿佛是為了將由《土佐日記》所開創並由自己所發展的追求真實傳統傳繼給清少納言，傳繼給《枕草子》，傳繼給這部作者自身感覺、感想的記錄。
在“寫自己”這一點上，《枕草子》繼承了前輩的追求真實傳統；而在“寫真實”這個相對較寬的層麵上，與《枕草子》並稱“平安文學雙璧”的《源氏物語》也繼承了前輩的這一傳統。正如作者紫式部所言，其所敘述“都是真人真事，並非世外之談”（《源氏物語》卷25“螢”），其作品中人物事件與曆史上真人真事間的存在著某種對應關係（島津久基《源氏物語評論》），《源氏物語》因而是“十一世紀日本的百科全書”（和歌森太郎等《日本女性史》卷一p390），是後人了解平安前期宮廷生活和貴族社會的珍貴史料。
從“真實”首次被用作文藝評論的標準，到隻寫“真情實事”《源氏物語》的問世，其間跨越了由10世紀至11世紀的一百多年。在日本文化史上，8～9世紀是唐風文化時期，而10～11世紀是國風文化時期。因為自從894年9月，朝廷采納菅原道真建議，正式廢止了遣唐使的派遣後，日本就進入了對前一時期大規模引進的唐文化進行消化吸收、並在此基礎上形成自己的民族性，創造出自己民族文化的時期。亦即這百餘年是外來中國文化的日本本土化時期，是日本奠定其民族文化基礎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形成的文化，無論在哪一方麵都對後世日本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文學也不例外。現代私小說對古代女流日記文學“寫自己，不虛構”傳統的繼承已證明了這一點，而文學評論家久米正雄於“私小說與心境小說”中的發言則更明確說明了這一點。他說：
“在（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以虛構的方式假托他人進行創作時，其作品就已帶上了一種間接的感覺，一種或可稱之為技巧的、隨意而不認真的虛假感覺。作為一種讀物，這些作品也許非常出色，但不可信。因此不久前我在某個講演會上曾或許有點過激地斷言道：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也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也罷，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也罷，它們或許都很高級，但充其量不過是偉大的通俗小說而已，充其量不過是‘假語村言’，不過是一種讀物而已”。亦即他認為：虛構的作品，再偉大也算不上是文學作品。這完全是一千多年前《蜻蛉日記》序言的翻版，而“對虛構小說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乃至“輕蔑”，又隻不過是儲存於日語這一水庫中的追求真實傳統在文學上的一個表現而已。既如此，既然作為接受者的日本民眾自古就有著追求真實的傳統，既然吉川英治於其《三國誌》中也如上所述處處追求真實，那為什麼他於卷首要對《演義》作上述刪改呢？
細考日本古典文學作品，不難發現於平安時代追求真實開始成為日本民族的意識行為，成為日本民族的審美情趣時，當時的主要文學作品都曾談及文學作品的真實問題，都曾對之表達了自己的看法。譬如於“平安文學雙璧”《枕草子》與《源氏物語》中，兩作者就都曾如是寫道：
這本小冊子隻是我在無所事事時，將自己所見所想無所謂好也無所謂壞的種種事情記錄下來後編輯而成的，本沒打算給什麼人看。（《枕草子》第323段）
“那我真是瞎評故事小說了。其實這些故事小說中頗有記述神代以來世間真實情況的。《日本書紀》等隻記了其中的一部分，倒是這些故事小說詳細記述了世間的重要事情呢。”源氏說著笑了笑，接著又說：“原來故事小說雖不如實記載某人事跡，卻不論善惡，都是世間真人真事。觀之不足，聽之不足，但覺此種情節不能籠閉於一人心中，須傳之後人，於是執筆寫作。雖欲寫其善則專選其人善事，欲寫其惡又專選世間罕見之惡事，但這些都是真人真事，並非世外之談。”（《源氏物語》卷25“螢”）
比較兩人發言不難發現：清少納言較為感性，隻說所寫是“自己所見所想”，並不涉及他人；而紫式部比較理性，她綜合考察了當時的物語作品後指出：所講“都是真人真事，並非世外之談”，但二者都與藤原道綱母一樣，強調了對“親身經曆”、真人真事的肯定與對“虛言假語”、世外之談的否定，都強調了敘述對象的真實性。因此紫式部說寫作時可以選擇，“欲寫其善則專選其人善事，欲寫其惡又專選世間罕見之惡事”，但前提是“真人真事”，你隻能在真人真事中取舍。因此他們可以容忍《土佐日記》中的敘述者虛擬，因為其所抒發的是作者的真情實感，而非世外之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