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證：內藤湖南《諸葛武侯》
內藤湖南生於1867年，幾與明治時代同齡。年輕時就職於大阪朝日新聞社，30歲前後任台灣日報主筆，後入京都帝國大學任教授，為京大東洋史學奠基人。能作漢詩，能以漢詩文自由表達自己的情感與思想。30歲時發表的長篇隨筆《諸葛武侯》，與土井晚翠的詩歌《星落秋風五丈原》一同在文藝界掀起了最初的孔明熱。
內藤湖南的《諸葛武侯》原計劃分上、下兩卷，共14章，係統論述孔明其人及其時代，後因故隻出了上卷7章，下卷7章未寫，僅留有標題。各章標題具體如下：
一、武侯出生地及其先祖
二、武侯的出生、少年及躬耕南陽時
三、受三顧之恩、定三分之策
四、赤壁之戰
五、收取益州
六、平定漢中、荊州失陷及武侯前半生小結
七、昭烈正號（以下7章無文）
八、秭歸敗師、托孤顧命
九、平定南中
十、六出伐魏、諸星隕落
十一、武侯之治國、用人
十二、武侯之治軍、逸事
十三、武侯品性總論及其兄弟子女
十四、武侯評價的演變及武侯遺跡
《諸葛武侯》是隨筆，觀點頗新鮮，態度極嚴謹，立場十分鮮明。所用史料眾多，且都是正史，有《三國誌》及裴鬆之注、《後漢書》、《二十二史記》等，可謂言必有據，據必翔實，決不虛構，因而是“反演義”的。但言孔明必稱“武侯”，說劉備必記“昭烈”，而對曹操、孫權等則直呼其名，不用敬稱，則又與《演義》相一致。若考慮到內藤湖南於序言中還以明治前後之日本與三國時代之中國相比較，以三國時代的三大時期來對應把握明治維新前後的日本，則《演義》對當時日本知識界的影響就更不可忽視了。
但於《諸葛武侯》中，內藤湖南也提出了一些“反演義”的觀點，譬如對魯肅的肯定等。於《演義》中，作者雖也通過周瑜之口讚他“胸懷韜略，腹隱機謀”，慷慨樂助（第29回），德才兼備，也通過他的力主聯劉抗曹展現了他的遠見卓識，但在具體敘述中卻經常讓他或被孔明所玩弄，或為周瑜所責罵，仿佛一老實無能者。尤其在“關雲長單刀赴會”中，作者更“顛倒黑白”，將魯肅赴會改成了關羽赴會，又虛構了暗伏刀斧手欲加害關羽細節，將之寫成為見關羽“不敢仰視”，“魂不附體，被雲長扯至江邊”，“如癡似呆”地任由關羽離去的無能小人（第69回）。對此內藤湖南反駁道：“決勝之才、果敢之氣或不如周瑜，然通時局，明大體，深謀遠慮，卻有過於周瑜，更非呂蒙等庸中佼佼之輩可以相比”。縱與孔明較也未必遜色，因為於“劉表新亡，劉備新敗”時，“孔明勸玄德結孫權為援，魯肅亦勸孫權結玄德為援，所見略同”（毛宗崗“三國誌演義回評”第42回）；而與曹操較則更勝出一籌，因為於當陽一戰曹操已大敗劉備，而魯肅卻勸孫權連劉拒曹，由此可見“肅識曹而曹不識肅。嗚呼！不待赤壁一戰而南北之勝敗於此已半定矣”。
不過，內藤湖南畢竟是個學者，他對《演義》的研究主要集中於考證。譬如他以《漢書·地理誌》與《後漢書·郡國誌》等為史料，查明了當時各州人口變化的詳細情況及其原因，證明了孔明“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與曹操、孫權鼎足而立，以待天下之變的三分之計“絕非書生空談，而乃切合社會實際，非常現實的外交政策”。此類考證或視角獨特，卻非文學的研究。但若結合今川了俊於《難太平記》中對《太平記》的批評，結合瀧澤馬琴於《南總裏見八犬傳》中對《演義》的考證，結合吉川英治於《三國誌》中對《演義》細節真實性的增改（詳見第3章第2節）等等，則又不難發現內藤湖南的考證以及他“反演義”、不虛構的寫作態度，其實都是日本文學追求真實傳統的一個體現。
與此相類，瀧澤馬琴《八犬傳》對《演義》的借鑒主要是赤壁大戰，內藤湖南於《諸葛武侯》中的論說也以赤壁大戰為重點，在這一點上他保持了與瀧澤馬琴的一致，但在論及參戰各方主要人物時，他的關注卻與瀧澤馬琴明顯不同：他特別強調了人物的年齡及其於年齡上的差異，他認為社會變革的原動力在於年輕人與老年人之間的力量消長，在於少壯與老朽之間力量對比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