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翻譯：湖南文山《通俗三國誌》
《三國演義》的第一個日譯本始刊於1689年，《演義》嘉靖本問世167年、清太宗皇太極下令大學士達海譯《演義》、《孟子》等為滿文50年、《演義》滿文譯本問世39年之後。按日本年號計，為江戶時代元祿二年，《太平記》作者發現《演義》近三個半世紀後。在這近三個半世紀的日本文學中，除在後期軍記物語《義經記》中人物辨慶身上還依稀能看到一點《全相三國誌平話》中張飛的影子外，全不見有《演義》的蹤跡。究其原因，或與當時日本戰亂連連，社會動蕩有關。
如前所述，《太平記》所記為日本南北朝內亂，而以“太平”名之，是要表達民眾對和平的期盼。但當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南北朝分裂終於1392年結束後，日本民眾卻並未迎來真正的和平。戰亂是少了，但仍不斷：1399年應永之亂發，1416年上杉禪秀之亂起，1428年京畿貧民暴動（史稱：正長暴動），翌年播磨·丹波農民暴動。1438年永享之亂起，足利持氏父子兵敗自殺；1441年嘉吉之變發，六代將軍足利義教被刺身亡。此後戰亂更加頻發，社會更加動蕩，到1467年應仁之亂爆發，戰亂更由京畿向地方蔓延，並將整個日本拖入了長達近一個世紀的戰國時代。直至十六世紀七十年代織田信長掃蕩群雄，推翻了室町幕府，八十年代豐臣秀吉繼承信長事業，統一了日本，1603年德川家康打敗豐臣勢力，就任征夷大將軍，建立了江戶幕府，之後日本才迎來了真正的和平。
戰亂能促進人員的流動，從而促進物質文化於不同階層、不同地域之間相互交流，但精神文化的傳播與普及卻經常會因此而受到影響，因為在戰亂年代裏人們不能不更重視現實。或也因此，《演義》於此期間未能在日本得到進一步的傳播。隻有當和平真正到來後，日本社會才出現了有利《演義》傳播的變化，其一是漢學潮的迅速興起。
日本的室町時代與戰國時代是下克上的時代，是權威被否定，秩序被破壞的時代。因而當德川家康創立了江戶幕府君臨了日本後，為使自己不被下所克，就必須樹立起新的權威，建立起新的秩序。為此他找到了中國的儒家思想尤其是以二程、朱熹為代表的程朱理學為其理論依據。1607年，他召日本近世儒學之祖藤原惺窩弟子林羅山為賓師，命他隨侍身邊，隨時為自己講授朱子理學。上行下效，幕府各部門、各藩國於是也爭相延請林羅山及其同窗乃至門人為幕賓，為自己講授朱子理學或提供谘詢，擔任政治顧問。譬如尾張藩主德川義直請了藤原惺窩門人堀杏庵、紀伊藩主德川賴宣請了惺窩門人那波活所與羅山門人永田善齋、水戶藩主德川賴房請了惺窩門人辻端亭與羅山門人人見卜幽軒，德川三大家全都有聘。
對中國儒家思想的關心帶動了漢學潮的興起，同時也激發了人們對中國文化的更大興趣。據井本農一等編《日本文學的曆史7·人間開眼》統計，在由寬永初年至元祿初年（1624～1688）的半個多世紀中，日本出版物中數量最大的是四書五經與《二程全書》、《朱子語錄》、《朱子全書》等儒學方麵書籍，其次就是上至《史記》、《前·後漢書》原作，下至《列女傳》、《列仙傳》、《蒙求》日譯等史書、小說、隨筆與啟蒙書等（p46）。相對於多少帶點“官辦”味道的儒學書籍而言，史書、小說等的印刷出版完全是“民辦”的，而這完全產生於民眾的興趣需求，就為《演義》日譯本的問世準備好了消費市場。
但有需求還得有供給，沒有供給，需求將永遠隻能是願望。或是巧合，1644年我國發生了朝代更迭，明朝滅亡，清朝建立。明亡後，不願事清的明朝遺臣與文化人大量避居日本，“對日本的文化·文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當時僅受聘德川三大家的有名者就有尾張的陳元贇、紀伊的吳任顯與水戶的朱之瑜（號：舜水）等”（同上p48），這批人的移居日本，無疑為《演義》日譯本的問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明朝遺民的日本移居，可以給日本帶去更多的中國文化，可以促進日本人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但中國文學作品要被譯成日文，則還要有印刷出版業的支持。因為現代日語與漢語雖完全不同，但於古代卻頗多相似，以至於上世紀初梁啟超還能於《論學日本文之益》中如是斷言道：“學日本語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學日本文者數日小成，數月大成”，而當時《日語一月通》之類的日語課本確也曾廣泛流行。與此相仿，一如早稻田大學創立者大隈重信所言，“明治維新以前，漢文行乎日本”，日本古代讀書人也大都讀得懂漢文，無需依賴翻譯。日本古典文學作品中多有對《史記》的借鑒，但至今未見有《史記》的古日語譯本存世便是一個證明。
但據上引《日本文學的曆史》對近世初期日本出版狀況所作的概述可知，主要以讀書人為對象的《史記》等印刷出版的是原文；而主要以受教育程度較低者為對象的《列女傳》與《蒙求》等印刷出版的卻是日譯本。這說明：在接受中國的文字文化時，知識分子與上層武士可以不依賴翻譯，而下層武士與農·工·商等庶民階層卻需要翻譯，很大程度上卻必須依賴翻譯。但近世以後逐漸成為了日本文化產品主要消費者的這一群體不是有閑階級，他們的經濟狀況與受教育程度決定了他們既無能力也無時間通過抄寫來獲得滿足自己精神消遣需求的書籍。他們需要有人來抄寫並以他們可以接受的價格為他們提供書籍。如此批量抄寫隻能是印刷出版，但此前日本的印刷出版業並不發達，書籍的流傳主要靠手抄。與古代典籍一樣，《太平記》等中世文學作品也多有眾多不同的抄本傳世就是一個證明。
無意中促進了日本印刷業發展的，是1592年的日本對朝侵略。在朝鮮軍民的頑強抵抗與明朝援軍的及時增援下，兩次侵朝都慘遭失敗，並最終以豐臣秀吉之死而告終。但在第一次亦即1593年8月由朝鮮撤兵時，豐臣秀吉從朝鮮帶回了銅版活字與印刷機具，並將之獻給了當時的後陽成天皇。天皇隨即下令以之印刷了《日本書紀》神代卷、《古文孝經》與《四書》（1599年）、《五妃曲》（1603年）等一批日漢古籍。這批日漢古籍主要印成於1597～1603年間，而當時的日本年號為“慶長”，故此統稱“慶長禦版”。慶長禦版書的印製開創了日本活字印刷的曆史，促進了日本印刷出版業的發展。到十七世紀中葉，日本“印刷出版業的發展，已使各種古典的原文及其注釋得到了廣泛的普及”（同上，p51）。因此而得廣泛流傳的古典文本，於日本版本學上稱“流布本”，有禦選《八代集抄》與《源氏物語湖月抄》、《徒然草文段抄》、《榮華物語》的古活字本與明曆二年（1656年）刊本等。
印刷出版業的發展降低了書籍的價格，使之能為庶民消費者所接受。於是在對中國文化興趣的增強、明朝遺民的亡日以及日本國內印刷業的發展等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麵向庶民的中國文學作品日譯就被提上了議事日程。1689年，明亡之後40餘年，《演義》的第一個日譯本——《通俗三國誌》終於開始刊行了。（本章內容較多，囿於篇幅，以下隻參考雜喉潤《三國誌與日本人》作一簡介，引文除另有注明者外，均引自是書第3、4、6章。）
《通俗三國誌》的譯者是京都天龍寺僧人義徹、月堂兄弟；所用底本，據小川環樹《中國小說史研究》考，為李卓吾本。兩人從1689年開始費時三年共同譯成，並署名“湖南文山”於1689年同時開始製版刊行。譯本初時主要在僧侶等知識人中流行，後漸流傳。到1836年由池田東籬亭校訂、葛飾戴鬥繪圖的《繪本通俗三國誌》開始問世後迅速普及，幾為家喻戶曉（p80）。
《通俗三國誌》是《演義》繼滿文之後的第二種其他語言譯本，由此也可見日本民眾對中國文化的熱情。但清太宗下令譯《演義》是在“未入關之先”，目的是要以之“為兵略”（王嵩儒《掌故零拾》卷一“譯書”），而湖南文山譯《演義》是在太平盛世的元祿年代，目的隻在於滿足人們的求知欲望與文化消遣，且主要是後者，因而不是忠實於原文的逐字翻譯，而是對原作中意猶未盡處作了補充的編譯。譬如《世說新語·假譎第二十七》有曹操征張繡時的“望梅止渴”故事，但《演義》在第十八回的曹操征張繡中未曾提及，隻在第二十一回的“曹操煮酒論英雄”中以曹操向劉備說明請客緣由的方式將之帶出。或是出於對細節真實的追求，或是出於對故事趣味性的追求，湖南文山於曹操征張繡中詳細插入了《世說新語》中的“望梅止渴”故事，而在卷四第八章“煮酒論英雄”中又由曹操簡單重複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