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兩作品的相似
如上所述，《演義》與《太平記》是中日古典文學中的曆史戰爭題材代表作，二者間明顯有著影響與借鑒的痕跡，後者不僅借用了前者中的“孔明出山”與“死諸葛走生仲達”兩個故事，而且以孔明為主要人物講述了三國的曆史，以孔明為模特兒塑造了自己的理想人物——楠木正成。可是，為什麼《太平記》作者們會對《演義》作這樣的理解與取舍？其深層原因是什麼？而且一如雜喉潤於《三國誌與日本人》中所指出，後世“日本的三國熱，說到底就是孔明熱”（p126），因而《太平記》對《演義》的發現與接受還在相當程度上代表了日本民族對《演義》的理解與取舍，相當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民族的價值取向與審美情趣，從而使我們對《太平記》如此借鑒《演義》的深層原因的探討具有了重要的意義。
對《太平記》的《三國演義》接受特點產生原因的探討，可以在曆史與現實、亦即文學傳統與作品敘事這兩個層麵上進行。對文學傳統的梳理，擬在第三章一並進行，以下隻在作品的敘事層麵上作一探討，方法是對比，因為這兩部作品太多相似，又太不相似。
說相似，是因為這兩作品成書時間既相近，都在十四世紀，相去僅約五十年，其成書過程、作品題材、傳播情況等也多相似。《演義》成於《三分事略》與《三國誌平話》等基礎之上，而今本《太平記》也“非一氣嗬成”，同樣也是在1350年前問世的初本基礎上“經多次增改，漸次形成”（後藤丹治等校注《日本古典文學大係34·太平記一》p7）的；《演義》以漢末近百年的戰亂為題材，《太平記》也寫的是日本鐮倉末期至南北朝間長達五十餘年的動亂；在中國，有人“以《三國演義》中戰案，為帳內唯一之秘本”（黃人《小說小話》），在日本，也有人著書褒貶《太平記》中各人戰略戰術的優劣，如《太平記評判秘傳理盡鈔》等，兩部作品都曾被用作為軍事教科書。因此，若以《演義》為“我國古代戰爭的形象的百科全書”（葉維四等《三國演義創作論》p169），則《太平記》就是日本古代戰例的集大成，並且問世以來六百餘年一直廣受歡迎。在日本，直至明治末年各地都十分盛行《太平記》說書；而在中國，三國故事的講說更早在作品形成之前“在宋已甚盛”（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至上世紀仍頗盛，以至於不僅在收音機裏講播，而且被改編成了電視劇一播再播。與此相同，在日本，《太平記》也於1990年被改編成電視劇，在每個周末晚八時開始的黃金時段裏播了整整一年……
但在諸多方麵如此相似的兩部作品中，作者對戰爭這一相同題材的敘事角度與敘事方法卻大相徑庭。敘事角度與敘事方法通常取決於敘事者對事物的認識與敘事的目的，因而其不同經常也就表現了敘事者對事物的不同認識與追求。尤其因為《演義》與《太平記》都非個人的而乃集體的創作，都是作者與受眾的互動結晶，因而更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中日兩個民族不同的價值取向與審美情趣。為此以下選取兩作品中作者著力描寫的著名戰例（《太平記》中為京都之戰與鐮倉之戰；《演義》中為赤壁之戰）為對象進行對比，以發現其中折射出的中日兩個民族不同的價值取向與審美情趣，以揭示《演義》在日本的接受特點及其原因。
（二）戰爭與政治
鐮倉時代又稱鐮倉幕府時代，因當時的政治中心——幕府設在鐮倉而得名。鐮倉幕府是日本武士階級打敗貴族階級後建立的第一個武士政權。鐮倉幕府建立後，天皇雖仍然被尊為君主，實際上卻喪失了所有的政治、經濟大權乃至皇太子人選決定權，隻保留了權威與（不論願意與否都得完成的）任命幕府大將軍，確認武士政權合法性的權利。不甘就此退出曆史舞台的貴族階級苦苦挨了一百三十餘年，直至元軍犯境後幕府根基動搖，這才得到了複辟的良機。1324年（正中元年），後醍醐天皇發動正中之變倒幕失敗；1331年（元弘元年），後醍醐再次發動元弘之變倒幕失敗後被廢黜並被流放隱岐島；1333年閏2月，後醍醐成功逃出隱岐島，駕幸船上山；5月，後醍醐軍攻占京都，繼而攻陷鐮倉，幕府最高統帥北條高時自殺，鐮倉幕府滅亡；6月，後醍醐還駕京都，臨朝聽政，奪回了政權。翌年，效漢光武帝吉例改元“建武”，但不久即因賞罰不均，厚貴族而薄武士，引起武士不滿，從而導致了南北朝分裂，開始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全國大動亂。
這其中，後醍醐軍轉敗為勝、攻陷京都與鐮倉的兩大戰役，於作品中被安排在卷九與卷十，卷下分節，每節有標題如下：
卷九（京都之戰）
①足利軍馳援京都；
②攻山崎尾張守中箭；
③聞兵敗足利軍倒戈；
④足利軍安營篠村；
⑤（足利）高氏許願八幡宮；
⑥官軍進攻六波羅；
⑦天皇倉皇出京都；
⑧越後守率眾自盡；
⑨兩天皇被囚；
⑩千早城解圍。
卷十（鐮倉之戰）
①高氏次子逃遁；
②新田義貞反叛；
③三浦義勝獻良策；
④幕府退兵守鐮倉；
⑤相摸守自盡；
⑥稻村崎潮退；
⑦長崎父子奮勇殺敵；
⑧貞直·貞將戰死軍中；
⑨信忍自殺；
⑩鹽田父子自殺；
[11]鹽飽入道自殺；
[12]安東入道自殺；
[13]四郎叔侄隱遁；
[14]長崎高重拚死廝殺；
[15]北條一族自盡滅亡。
赤壁之戰於《演義》中大致由第43回開始，至第50回結束，共八回，標題如下：
第43回 諸葛亮舌戰群儒 魯子敬力排眾議
第44回 孔明用智激周瑜 孫權決計破曹操
第45回 三江口曹操折兵 群英會蔣幹中計
第46回 用奇謀孔明借箭 獻密計黃蓋受刑
第47回 闞澤密獻詐降書 龐統巧授連環計
第48回 宴長江曹操賦詩 鎖戰船北軍用武
第49回 七星壇諸葛祭風 三江口周瑜縱火
第50回 諸葛亮智算華容 關雲長義釋曹操
兩相比較不難發現，兩作品對戰爭的敘述重點明顯不同：《太平記》更重戰場廝殺，《演義》更重帷幄運籌，於前者中幾乎沒有寫帷幄運籌的獨立章節，而在後者中具體寫戰場廝殺的僅兩回，僅占整個戰役描寫的四分之一；因此前者注重戰將，後者突出主帥，於前者中找不到中心人物，而於後者中卻明顯有個諸葛亮，戰役的整個發展過程都處於其掌控之中；前者重鬥勇，標題中不乏對“奮勇”“拚死”的強調，後者重鬥智，回目中的“智激”“智算”“中計”“詐降”字樣隨處可見。後者於事件過程中表現人物，因而其敘事是縱向的，事件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一環緊扣一環地全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前者集眾人行動以再現事件全貌，因而其敘事相較而言是橫向的，作者雖也記錄了戰役的全過程，但戰役的進展、其間的因果交代得不甚了然，卻不時會在某個時間點上橫向展開，仿佛難以取舍般一一記錄下每個人物的表現。因此如果說《演義》敘事者是全知的，是立於高山之顛俯瞰下方，因而所見所述更主要是事件的發展演變、是凸顯於事件發展過程中的尤其耀眼閃光點的話，則《太平記》敘事者就仿佛是雜於人群中的近距離看熱鬧者，他所處的觀察位置決定了他對事件的來龍去脈無法全麵了解，但對眼前廝殺者的一舉一動卻看得清清楚楚（這一點於卷十的鐮倉之戰敘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或即因此，後者的敘事相對比較概括，重點突出，是遠景概括的；而前者的敘事則相對比較具體，重點不突出（嚴格地說應是另有重點。後詳），是細部特寫的……但二者在戰爭敘事上的最大不同，或許應是後者將戰爭與政治相聯係，而前者則將戰爭與政治相隔絕。
戰爭是一種手段，是用以解決各個集團“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一種最高的鬥爭形式”（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因而戰爭是人為發動的，其中必定含有發動者或參加者的某種目的。兩作品中，作者對參戰者參戰目的的介紹顯示了他們對戰爭與政治關係的不同看法。
於《太平記》的京都之戰與鐮倉之戰中，幕府軍是被動的，天皇軍是主動的。主動一方除後醍醐天皇外，主要還有足利高氏與新田義貞等，兩人都原是幕府軍重要將領。新田義貞所以反叛，是因幕府催要糧草太緊，他一怒之下殺了催糧使者，因此遭幕府軍圍剿緣故。亦即他是為了自己的活命。足利高氏是北條氏姻親，他所以反叛，是因北條氏不顧自己病未痊愈，連連催促出征緣故，是完全“出於個人的私憤”（長穀川端《太平記研究》）的。主要參戰人物中隻有後醍醐天皇是出於政治上的原因，即因不能按自己意願決定皇位繼承人而反北條的。立太子從來就是封建國家的最大“公”事，因為能否按自己意願立太子，直接關係到自己死後本派政治勢力能否繼續掌權、既定政治路線能否繼續得到執行的大問題。因此圍繞著太子的位置，曆史上曾無數次地發生過政治派別間你死我活的血腥鬥爭。但在《太平記》作者的筆下，這一血腥鬥爭卻被寫成了純屬個人的私事：後醍醐天皇要將皇位傳給第三太子，是因為喜歡他；而所以喜歡，則隻因他“自幼聰明伶俐”（卷一），從而使本該是政治鬥爭焦點所在的一大“公”事，變成了父母偏愛某一孩子般簡單的、純屬個人情感的私事。這與《演義》作者讓劉·關·張於桃園結義時盟誓要“上報國家，下安黎庶”、讓孔明非得等劉備說出“先生不出，如蒼生何”後才答應出山的寫法相較，對比不可不謂強烈。
亦即，《演義》作者把戰爭看作是政治鬥爭的繼續，因而他更主要從社會、從政治方麵尋找參戰者的動機；但在《太平記》作者眼中，戰爭與政治絕緣，參戰者隻是為達到其個人而非集團的目的而參戰，其參戰純屬個人私事，因而作品隻從個人情感或利益的角度來交代參戰者的參戰目的。或即因此，《太平記》人物對戰爭參加與否、參加何方等全都可以不予考慮，全都可以不受約束地自由決定，隨意改變，即使朝秦暮楚亦不為恥。而這在《演義》中尤其在作者的理想人物身上是不能容許的。因此盡管《三國誌·蜀書六》中有“曹公禽羽以歸”的明確記載，《演義》作者還是要煞費苦心地為之矯飾，不僅寫了關羽降曹後如何一心戀蜀，一旦得知劉備消息立即掛印封金，過五關斬六將，衝破重重阻撓千裏來相投，而且在降曹前還得來一番“降漢不降曹”的約法三章。劉·關·張本來就是為了上報國家——漢王朝而從戎的，這不降曹的降漢又何降之有？但同樣在這個問題上，《太平記》作者卻毫不在意，十分坦率。如上所述，足利高氏原是北條氏姻親，幕府軍大將，身受重托來援京都，卻因私憤背叛北條氏，降了後醍醐；兩年後（1335.10）又背叛了後醍醐。對此，《太平記》作者不僅未作任何掩飾，而且還如下這般描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