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人心目中的諸葛亮
楠木正成在曆史文獻中，初時隻是個暴徒；但在日本民眾心目中，卻從來就是個英雄。他的智慧，他的忠誠，還有他“出師未捷身先死”的悲劇故事，至今仍讓人為之“不堪感淚多”。但在世代日本人心目中的這一理想人物，卻總是被與三國孔明聯係在一起，就如下邊這首漢詩所詠唱的那樣。
三吊忠魂泣湊河，定軍山下又滂沱。人生勿作讀書子，到處不堪感淚多。
這是明治時代漢學家·漢詩人竹添井井（1842～1917）的一首漢詩，可見於王福祥編《日本漢詩與中國曆史人物典故》p416（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7.9）。在詩中，他將《演義》中的理想人物諸葛亮與《太平記》中的理想人物楠木正成相提並論（“湊河”是楠木正成戰敗自殺處，故知），表達了當時日本人極其普遍的一種認知和情感。據已故作家司馬遼太郎介紹，明治初年大阪城內頗多說書場，長年演說《太平記》與《三國演義》等。由於故事太長，聽眾往往虎頭蛇尾，逐漸走失。但隻要門口一貼出“正成（或孔明）今起登場”的紙條，聽眾便又驟然增加（山崎正和譯《白話日本古典15·太平記》p7）。
日本民眾對諸葛亮與楠木正成的崇仰，形成於六百多年前的《太平記》。因為正是在這部作品中，作者第一次以孔明為主人公講述了三國的曆史；又以孔明為原型塑造出了日本民眾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使楠木正成由暴徒轉變為英雄，成了作品中唯一的“未受譴責也未受嘲弄者”（永積安明《軍事小說的世界》p119），唯一的未受非議而備受讚頌的英雄人物。
《太平記》卷二十的三國故事已全文譯於本章第一節：
（A）三國鼎立，諸葛亮隱居南陽：曹操、劉備、孫權各以智、仁、勇雄踞一方，三足鼎立。諸葛亮隱居南陽，以賢聞名。
（B）三顧茅廬，劉玄德如魚得水：劉備聞其賢，三顧茅廬，以誠相邀，終得孔明為相。劉備敬重孔明，常謂：“朕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
（C）蜀魏對陣，諸葛亮鞠躬盡瘁：曹操恐劉備勢力坐大，遣司馬懿引軍七十萬擊蜀；劉備遣諸葛亮率兵三十萬拒敵。諸葛亮與士卒同甘共苦，蜀軍萬眾一心，司馬懿懼而不敢交戰。兩軍對峙五丈原，曆五十餘日。
（D）巨星隕落，死諸葛走生仲達：將星隕落，七日後孔明病死軍中。蜀軍副將匿喪不發，大舉攻魏。司馬懿大懼，縱馬奔逃五十餘裏。後人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戰後，蜀兵聞武侯已死，紛紛投降司馬懿，於是蜀國滅亡，而後三分歸魏。
由此簡介不難看出，《太平記》作者對三國曆史的認識相當模糊，以致有曹操命司馬懿擊蜀、劉備遣諸葛亮拒魏五丈原以及三分歸魏等明顯錯誤。考慮到作品於借鑒《史記》等其他中國典籍時的“忠實原典”態度，應可斷定作者未曾讀過《三國誌》，上一節的比較結果也可證明這一點。但盡管《太平記》之前的日本中世文學作品中未發現有《三國誌》乃至三國故事的影響痕跡，於作品誕生並“風行天下”的十四世紀七十年代之前，三國故事卻應已在日本廣泛流傳。因為作品於問世之初以及其後相當長一段時期裏的傳播形式都主要是說唱（日語稱：太平記読み），受眾主要是識字不多甚至不識字的武士與庶民，他們的教養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如平安貴族一樣對外來中國故事產生濃厚的興趣。如果不是三國故事已在日本廣為流傳並已為人們所熟悉，能夠喚起人們的共鳴，日本受眾是無法接受這長達1800多字、且與主要情節沒有必然聯係的外國故事的。
於作品卷二十，三國故事是作為圓夢依據插入的：後醍醐天皇軍大將新田義貞於死前最後一戰前夜，夢見自己於兩軍陣前化作30餘丈長的一條大蛇臥於地上，大敗足利軍大將高經，自以為大吉；但部將齋藤道猷卻以為大凶。因為臥地大蛇即臥龍，即臥龍先生孔明，即長勝不敗，所以大吉，這本不錯；但時屆7月，陽去陰來，蛇將入洞冬眠，因主夢者將入土安眠，所以不吉。從前後文看，此處沒有如此大段插入三國故事的必要。顯然，作者是別有所圖的。
插入的三國故事以孔明為主人公，從前後文看這順理成章。但若考慮到作品中其他三國人物的出場次數都隻有2～3次，唯有孔明多達22次（大隅和雄《事典日本史》p93），則不難看出作者的醉翁之意其實正在孔明身上。不過《太平記》作者心目中的孔明與中國民眾心目中的孔明不太一樣：一如“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事後諸葛亮”等俗語所顯示，我們相較更欣賞孔明的智慧，而《太平記》時代日本人更看中的似乎是他的忠誠與仁義。因為於作品中，曹操是智（“尤善謀算，能運籌帷幄之中，禦敵國土之外”）、劉備是仁（“重義輕利，令天下忠臣、孝子爭相慕名而來”）、孫權是勇（“聚集了一夥竊國掠郡之徒，時以武力犯人州郡”）的代表，而三國曆史就是“各以智、仁、勇三德三分天下而據其一”的三人的曆史；因為作者強調了孔明對主公令旨的“須臾”不曾“怠慢”，強調了他的“體恤士卒”與“後三軍之樂而樂，先萬人之憂而憂”，而對他的智慧卻絲毫沒有觸及。
十四世紀後半葉的《太平記》時代，是日本曆史上最為動蕩的一段時期。唯一的一次南北朝分裂導致了社會的多極化分裂。連年不斷的戰爭，變化無常的時局，曆史第一次給所有日本人提供了自主選擇的機會，並迫使他們在道義和利益之間作出自己的抉擇。殘酷的現實使個人隻能附屬於某個集團，而集團也必須借助於個人的力量。相互的依存要求彼此間建立起強固的聯係，而這種聯係如果僅靠共同的利益來維係，顯然經受不住殘酷現實的考驗。於是，日本的武士道就應運而生了，就在這樣的曆史環境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了，其核心就是忠義和勇敢。這就難怪在作品中，“力拔山”的項羽第一次在出場次數上超過劉邦，與孔明共同成了《史記》與三國故事中最受當時日本人歡迎的人物，成了作者塑造理想人物——楠木正成形象時的模特兒。
《太平記》作者在塑造楠木正成形象時對《史記·項羽本紀第七》的借鑒，可由兩作品對項羽、楠木正成最後一戰的描寫中窺見一斑。
《史記·項羽本紀第七》：項羽兵敗，僅剩了二十八騎。他“自度不得脫”，但仍豪言“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隨即“分其騎以為四隊”，果然殺得“漢軍皆披靡”；又拒絕了烏江亭長好意，不渡烏江，直至身“被十餘創”後才“自刎而死”。
《太平記》卷十六“楠正成兄弟及所部自殺湊江畔事”：楠木正成所部腹背受敵，自知“天命如此，今日不能生還”，但仍要“先殺退正麵來敵，再與背麵敵人決一死戰”；隨即分所部七百餘人為前後兩隊，與弟正季各率一隊奮勇衝殺，殺得敵“五十萬騎”人仰馬翻，幾將潰散，若非有援兵趕到，則已被正成反敗為勝。又激戰了六個多小時，正成身邊逐漸隻剩了七十餘騎，“盡管如此，要突圍也仍可能。但他出征時既已下定決心要戰死沙場，便一步也不退讓，直殺得精疲力竭”，“身被十一創”後，這才率部馳入湊川北岸一民宅，自殺身亡。
由以上簡介不難看出，作品對楠木正成最後一戰的描寫至少在明知必敗、仍以寡鬥眾、分兵數路、大敗敵軍、能突圍而不走、直戰至“身被十一（或：十餘）創”、才自殺身亡等7點上與《史記》相同，而兩作品如此描寫所要凸顯的都是人物的勇，都是人物的不可戰勝一點，則更是毋庸贅言的。就此筆者已有專文論及（見長穀川端編《軍記文學研究叢書8·太平記的成立》p238～260），於此不必重複，但《太平記》時代對“忠義”的強化卻必須詳加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