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個地地道道的壯族農民家庭。生在農村、長在農村，身上不免有種種“劣根性”，但現在想起來，就從事民族文化研究而言，這種從小就開始的“田野”活動似乎也是一種“先天優勢”。
我們的村子地處著名旅遊景點澄碧湖中心的一個島嶼上，依山傍水，風景秀麗，頗有些世外桃源的意蘊，但規模不大，目前隻有二十多戶人家、一百多口人。據老一輩的傳說，村子當初隻有四戶人家，並且都是羅姓，都是從外麵遷徙而來的，到此居住也不過是五六代人的事情。全村人都是羅姓，但村子的壯話名字卻叫做“板溝”（Banjgaeuq），譯成漢話就是“舊村子”的意思，其行政登記名則是“晚舊”，屬半直譯半意譯，總之正如我們在書中所提到的，沒有叫“羅家村”應可以體現出壯漢在命名方式上的差異。另外，我們這四戶羅家都修有族譜，不過都由原是長子的那一些家庭收藏和掌管。從族譜和相關傳說來看，這四戶羅家人的根可能在江西或廣東，但這也許不過是壯人“慕漢”的又一個例證而已。據我的老師梁庭望教授及一些專家的考證，壯族原本是沒有姓氏的，“羅”可能是鳥（Roeg，本地壯話叫做Loeg）部落的人借用漢姓的結果。可見，僅這些方麵就隱藏著很多奧妙，真可謂“處處留意皆學問”。
1980年9月，在恢複高考的第四年之後，我從當年的百色縣一中以全縣“狀元”的身份考進中央民族學院政治係哲學專業就讀。當年的我，除了縣城就再沒有離家去過更遠的地方，沒有見過世麵，連普通話也講不利索。所以，當到北京下火車後坐上接新生的校車經過天安門廣場時，我竟有夢幻之感，甚至不敢相信我也能踏上這神聖的地方！然而，我在北京生活學習的第一個難關，也在我走下火車的時候就迎麵而來，這個難關不是適應氣候，也不是飲食習慣，而是語言溝通。剛到中央民院的我，與其說會講帶著壯話口音的普通話，倒不如說會講帶一些普通話腔調的壯話，比如“看”與“幹”、“跑”與“飽”、“痛”與“動”不分，與人交流時講了半天卻被別人反問：“你剛才講了些什麼？”我從來自尊心都很強，所以麵對此情此景，著急、尷尬和無奈可想而知。但北京畢竟是個大舞台，它會給每個有心人提供學習和進步的機會。基於永不服輸的精神，我僅用幾個月的時間就度過了語言關，並且後來的學習成績也穩步提高。
尤其是，中央民族學院的學習生活是我進行民族文化研究的不可多得的“田野”。在家鄉的時候，我隻懂得“城市”和“鄉村”、“城裏人”和“鄉下人”的區別，根本沒有56個民族的概念。在這裏，通過與回、維族同學的接觸，我才真正懂得什麼叫做“尊重各民族的風俗習慣”；通過觀看蒙古族的那達慕大會和藏曆新年活動，才懂得什麼叫做民族文化和民族凝聚力；通過與各民族同學的比較，我才懂得作為一個壯人的深刻含義，懂得為什麼要提高壯民族的民族自覺意識。總之，認識壯族、研究壯族、發展壯族，這就是我在北京學習四年的最強烈的感受和願望。
當然，由於學識和訓練等缺陷，我開始進行的民族文化研究都是直觀和表層的。尤其是大學畢業回到家鄉後，整天接觸最多的都是一些事務性、現實性的問題，很難使研究成果有理論上的觀照和提升，所以也就很難得到有關專家學者的認可和關注。為了不斷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1990年我到北京師範大學哲學係學習碩士主要課程，2004年又到中山大學哲學係做訪問學者，中間的短期學習更是不計其數，因而使自己的學術視野進一步得到開拓，同時也找到對壯族研究的切入點，那就是壯族“性別平等”問題。
正如我們在前麵指出的，壯族是中華民族的重要一員，因曆史悠久、人口眾多並居住於南疆，壯族對祖國大家庭的穩定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尤其是，在中國的56個民族中，壯族給別人的整體印象，就是講究人際和諧，以及埋頭苦幹、不喜張揚，總體而言這應是一種良好的傳統。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是什麼東西支撐著壯族的這種民族精神呢？馬克思的一句話令我深受啟發：“男女之間的關係是人與人的最自然的關係。”是的，壯族的整體民族精神應離不開男女之間這種人與人的最自然的關係。正如我在此書的很多地方都強調過的，就大多數的階段而言，壯族文化也是以“男尊女卑”為總體特征的，但其中女性文化也是相當突出的；或者說，壯族婦女也背負者沉重的性別角色，但與其他民族的婦女相比，她們的社會作用更大，社會地位更高，因此“大腳女人”乃是她們最為形象的表征，“養不起男人就枉做一輩子女人”成為她們的豪言壯語。總之，壯族性別文化包含著較多的“性別平等”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