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以外，壯族知識論還可以從很多文化事象中找到它的表現。比如，據《田東縣誌》等資料介紹，田東等壯族地區至今還流行著搶“新水”的習俗：每當大年初一淩晨，在雄雞高鳴之後，姑娘們就會拿著桶子，爭先恐後地到井邊河畔去挑水。因為按照壯族古老的說法，誰搶得第一桶“新水”，用來洗臉，人就會變成美麗，並且更加聰明伶俐，喝上一口則可以祛病消災。又如，綜合《靖西縣誌》和《田東縣誌》等資料可知，靖西、田東等地在解放前後還流行著“偷青”的習俗，即每年大年初一淩晨，一些中老年人在結伴“出行”的過程中，會故意進入別人菜園摘取少許青菜蔥蒜，插在門框上以示納財；對此，菜園主人卻是敢怒而不敢言，因為壯族有初一罵別人即祝福別人並且自己因此會失財的說法。這些習俗名為“偷青”，似乎有違公德，但從行為過程和實際效果來看，卻是充滿戲謔和喜慶色彩的，其中所包含的內涵似乎也超出了“納財”的範疇，尤其是明顯具有“鬥智”的成分。
其二，壯族知識論更表現在實踐的觀點上。
壯族人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積累了豐富的知識論或認識論思想，但是由於沒有統一規範的本民族文字，所有很難得到係統流傳、交流和提升。到唐宋以後，隨著壯族地區文化教育的發展，並且隨著漢文化的廣泛傳播和深度滲透，壯族人民對知識來源和依據的思考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有新的提高；尤其是出現了一些壯族學者或思想家，他們對知識來源和依據等問題進行了更為係統和深入的思考，並且有不少文字資料流傳下來，使得我們今天能夠更為清楚地窺探壯族知識論的演變曆程。
一是有了認識來源於實踐的主張。在《布洛陀經詩》中，布洛陀和姆六甲之所以能夠成為智慧神，是因為他們有了“造天地”的實踐經曆。而《造萬物·尋水經》有言：“老頭嘴是寶，老頭嘴成藥。”《唱罕王》有雲：“過去王識字，但不解書中理，懂看不懂用。”“有誰教鴨子遊泳，有誰教女子嫁夫，她成家自懂。”顯然，這些都是對實踐精神的強調。“讀十年書不如趕一天圩”，這是流傳很廣的一句壯族諺語，此話雖然有誇張詼諧的成分，但卻表達了壯族對商業實踐的認識功能的認可。墨子在《雜守篇》中也有“富人在圩”的說法，據此梁庭望教授指出：“圩是推動壯人進步的特殊學校。”[28]對此，一些壯族學者則進行了係統化、理論化的努力：清中期的韋天寶有“格之則物之理，皆仍化為吾心之理”之說，即他認為“心之理”是由“物之理”轉化而來的；光緒時的張鵬展提出了“要以躬行為本”的主張，並且身體力行。難能可貴的是，在許多壯族山歌裏也包含著實踐出真知的思想，如“下河方懂水深淺”、“走路才知路艱難”、“李果嚐了知酸甜”等。
二是關於認識的歸宿是實踐的思想。經詩《唱罕王》有雲：“過去王識字，但不解書中理，懂看不懂用。”亦即強調看是為了理解，理解是為了應用。而張鵬展在《正人心疏》中指出：“要崇實、黜浮、宗正，要以躬行為本。”這就是關於躬身力行的主張，尤其明確了“行”的基礎地位。據說，他自己也是“為學務在實踐，內外相應，其行必稱其言”。（《上林縣誌》卷11）另據民國時的《武鳴縣誌》記載，黃君钜曾提出了關於修誌的如下見解：“文獻足征宜悉數，奸雄既死亦當誅。”這就反映了全麵、如實反映客觀情況的主張。而韋天寶認為，格物致知是為了“正心”，是為了知道“心”所認識的東西正確與否。應該說，如果剔除其中的唯心主義先驗論成分，我們就不難看到認識需要實踐檢驗的這樣思想的某些萌芽。[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