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婦女必須進行“忙裏忙外”的角色扮演。黃劍在《石窟一征》中說到：壯族“鄉間男子多逸，婦女則井田、耕織、樵采、畜牧、灌溉、縫紉，無所不為。”這既表明壯族女性素有能吃苦耐勞的傳統，也表明壯族社會賦予婦女較多的角色負擔。對此，作為壯族的“百科全書”的《布洛陀經詩》，是通過或明示或暗喻進行了表達和肯定的。比如，《解母女冤經》敘述到：“一娘生九女：一女布不織，一女水不挑，一女紗不紡，一女機不搖，一女地不覓，一女田不種，一女榆木腦，一女愚終生；隻有第三女，聰明又伶俐，還有第四女，真正成人才，能織七路巾，會織八路帶，善織十路布，縫衣美自身。”可見，除了種田種地外，從事紡紗織布等也是壯族社會對婦女的性別角色期待，如果不會做、不願做就會產生角色距離，而男子就沒有受到這樣苛刻的角色要求。作為壯族的“道德經”，《傳揚歌》在“為妻”中也對婦女提出“忙裏忙外”的角色要求：“當家賢主婦，種地是好手。縫補她手巧，老少不用愁。清晨她早起，睡眠她在後。”另外，《傳揚歌》還對一些婦女作出了如下的道德評判：“婦人心眼壞，丈夫不想活。為妻不懂禮，老虎加懶豬。”還說：“妻不通情理，專毀丈夫名。鬧得房頂飛，好比鬼進門。”顯然，在“男子多逸”的背景下，這樣的道德要求很難說是公平的。
三是男女“內外有別”的權利分配製度。從稻作農業生產方式的本質以及從追求和諧有序的文化傳統來說，壯族社會是能夠給女性提供較大的活動空間的。但是，隨著生產模式的日趨多樣、父權製的逐漸鞏固，尤其是隨著中原封建宗法思想的不斷滲透，壯族地區在秦漢時期就開始出現“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初步分離，從而給婦女的向外發展增添了障礙。壯族婦女曆來勤勞能幹，他們在兩種生產中都有著巨大的貢獻，但“內外有別”也體現在男婚女嫁上。經詩《解母女冤經》有雲：“寧得一抓米，不願留一女；有女兒須嫁，男兒家中放。”而那個外嫁的女子近十年未回娘家看過爹媽，直到落魄時才回來爭財產，於是遭到爹娘的責罵：“女兒莫言狠，你若是男兒，任挑大籠雞；你若是男兒，可接銅柄刀；你若是男兒，能種好田地，能繼承家產，能用鍋連灶，管父母地盤；你若是男兒，不遠嫁他鄉，你是女兒身，才挨嫁出去。”顯然，男子外嫁女兒留家、財產由女兒繼承，這種情況隻能是一種遙遠的回憶；與此相反，女兒外嫁男兒居家、財產由男兒繼承，這在父權製社會裏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任何背離這一倫理道德的行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衛道士”的詛咒。
四是婦女必須做“守節烈女”的道德要求。應該說，貞潔和烈女等封建觀念不是壯族社會“原生”的東西，甚至可以列入梁庭望教授所說的“與壯人傳統有所乖違”[22]。然而，這些外來的道德觀念一旦與壯族的“父權”勢力相結合，反而顯示出較大的生命力和影響力。比如，《傳揚歌》對不貞者進行了嚴厲的譴責：“為妻不知羞，貞節送他人。賣身給漢客，遊蕩廢光陰。天黑下床去，偷漢摸出門。”而道光時的黎申產在《詹氏節烈歌·李星海刺史屬賦》寫道：“籲嗟乎，忠臣烈女事無殊，不二君兮不二夫。”他在《查氏一門節烈歌》的開頭也寫道：“殺身成仁稱誌士，古來幾見奇男子？女子能成誌士仁，同心難得如查氏。”在《王烈婦行·有序》中寫到：“婦人不二斬，烈女不二夫。”據黃慶印先生考證，為烈女樹碑立傳之事，在壯族文人中是不少的。[23]不過，一些壯族男子自己卻是不那麼“貞潔”的，因為他們時常有納妾、嫖娼等現象，所以徐鬆石在《粵江流域人民史》中指出：“壯人有多妻俗”。可見，這種道德要求對一些壯族男子是不適用的。
（第三節）壯族的知識論與性別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