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馮友蘭《新事論》(1940年)《馮友蘭學術精華錄》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69頁
在現在的世界中，人是文明的，而國是野蠻的。野蠻的國卻是文明的人所組織者。我們若“明層次”，則知此話，並無矛盾，亦非怪論。人與人應該互助，一國內之人，對其同國之人固應互助，即對異國之人，亦應互助。但國與國則不互助而鬥爭；其有互助者，乃因互助於其自己有利而行之，並非以互助為一種道德而行之，在人與人之關係中，“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不應該的，但在國與國之關係中，這卻是一個最穩當的辦法。
摘自馮友蘭《新事論》(1940年)《馮友蘭學術精華錄》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頁
在國之上尚沒有一個較高層次的社會組織之時，無論哪個國或民族，都須以其自己的本位，“競爭生存”。不然，它是一定不能存在的。
摘自馮友蘭《新事論》(1940年)《馮友蘭學術精華錄》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頁
因國家為民族安內攘外，以實現其生存與自由的工具，所以代表國家的機關或政府必須有能。蓋必須有能，然後才能適應時、地需要，為種種合宜措施，以達到安內攘外的目的。否則優柔寡斷，內不能安，外更不能攘，民族的生存與自由即無由實現。同時因國家為民族人格的具體化，所以代表國家的機關或政府必須能代表民族意誌……，所謂能代表民族意誌，即為能代表某時期人民的意誌。蓋必須政府能代表某時期人民的意誌，然後政府的意誌才與民族意誌相一致。政府意誌與民族意誌相一致，然後政府才為民族國家的政府。否則政府為政府，人民為人民，上下脫節、即不能謂之真正政府。
摘自汪少倫《倫理學體係》(1944年)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第177頁
政府不能壓迫人民服從其命令，因為民主政治之中，根本無此種假定，唯其如此，所以民主政治下，人民有言論、信仰、出版、結社諸自由，各人可想其所想的，行其所欲行的。隻要不超越法律範圍……
摘自張君勱《民主政治的哲學基礎》(1948年)《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6—367頁
（第二節）社會道德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尚書·大禹漠》《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36頁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禮記·中庸》《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625頁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禮記·中庸》《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625頁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38頁
韓信曰：“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 《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 第2624頁
聖賢千言萬語，隻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黎靖德《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207頁
何謂公民道德？曰，法蘭西之革命也，所標揭者，曰自由、平等、親愛。道德之要旨，盡在於是矣。……三者誠一切道德之根源，而公民教育之所有事者也。
摘自蔡元培《對教育方針之意見》(]912年)《蔡元培哲學論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頁
應當承認一個人於不直接妨害社會，迷惑他人的範圍內，有自己處決他自己的生命的自由權。
……我們隻能批評自殺者的人生觀，說他是或非，指導一般生存的青年向人生進路的趨向，不能責備自殺者的個人，說他道德不道德，罪惡不罪惡；惟因自殺直接予人以迷惑，予社會以妨害的，又當別論。
摘自李大釗《青年厭世自殺問題》(1919年12月1日)《李大釗文集》人民版社1984年版下冊第1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