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華開化最古，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立國之要素，即為法治之精神。以忠言之，盡職之謂忠，非奴事一人之謂忠。古人所稱上思利民，以死報國是也。以孝言之，立身之謂孝，非獨親其親之謂孝。昔賢遺訓，如好貨財，私妻子，縱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推而至於戰陣無勇，舉為炯戒是也。蓋忠孝二字，行之個人則為道德，範圍天下則為秩序。《黃興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93頁。
人生歸宿，既在於樂，國家者以人生之歸宿為歸宿者也。故國家職務，即在調和群類，擁護機宜，俾人各於法律範圍之中，謀得其相當之幸福而已。幸福之求，專恃人民之自覺自動，國家之責，惟在鼓舞其發越之機，振興夫激揚之路，故凡物質上之快樂，體育上之歡娛，務使發揚至盡。俾得與精神煥越之程度相應相調，以遂其演進文明之願。此挽近國家奉為職誌之唯一大則也。
摘自高一涵《樂利主義與人生》《新青年》第2卷第1號1916年9月1日
國家者何？乃自由人民以協意結為政治團體，藉分功通力，鼓舞群倫，使充其本然之能，收所欲蘄之果，乃以自智自力謀充各得其所之境，非藉他人智力代為自謀者也。
摘自高一涵《一九一七年預想之革命》《新青年》第2卷第1號1917年1月1日
國家的權力，僅能支配人類外部的行為；絕不可幹涉人類的思想感情信仰。
摘自高一涵《非“君師主義”》《新青年》第5卷第6號1918年12月15日
國家待人民，要看作能自立自動，具有人格的大人；萬不要看作奴隸，看作俘虜，看作赤子，看作沒有人格的小人。
摘自高一涵《非“君師主義”》《新青年》第5卷第6號1918午12月15日
吾以為將來之國家，將來之社會，必盡使人民知善而為之，乃能成完善之社會，完善之國家。蓋行其為物，原有俟於人之知識，知識低，則其所見者邇，所見者狹，不能審查其行為各方麵之影響結果，既使所行為善，要亦不過為盲目之行動，機械地模仿他人，模擬社會而已，要亦無足大貴。……教育高，知識富，則人之所見者遠而闊，能周矚情勢，詳審利害，故其行為為自覺的，為自動的，不以社會習俗為準繩，不為腐舊禮法所拘囿。道德之進化，社會之革新，端賴此類之人。易言以明之，知識可以為道德之方法，世固有假新獲得之知識以爭權奪利，戕賊同胞者矣，無他，其方法用之未得其正也。
摘自陶履恭《新青年之新道德》《新青年》第4卷第2號1918年2月15日
就倫理上看去，國家的義務，可分為消極與積極二種：就消極一方麵說，應該達到三大目的：一、平日維持法律，保衛治安；二、若遇搶劫行凶等事，懲罰犯法的人；三、維持生命，與工作之權利，設法使全國民皆有謀生的機會。就積極一方麵說便是增進國民的幸福，精神上物質上兩方麵皆須注意。
摘自孫貴定《倫理學》(1923年)商務印書館1932年版第52頁
我們所說的愛國，就是要人民全體和衷共濟，捐除私忿，尊重公益，使國家臻於理想的完美的地步。若是隻顧侵略他人，與他人的國家尋釁爭鬥，怨仇反複，殘殺不止，則禦外尚來不及，何能專心修理內政？這樣，則欲國家臻於理想的完美的地步，豈非至難麼？所以真愛國者，不但愛自己的國家，也能愛敬他人的國家的……
摘自謝頌羔、餘牧之《倫理的研究》(1927年)華文印書局1932年版第272頁
不承認國之上有更高的社會者，以為國家之行為，不入於道德的判斷之內。蓋國之上既無更高底社會，則國之行為，無所謂合乎一社會所依照之理所規定之基本規律與否，所以亦無所謂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凡以為國之行為，可以是不道德的者，皆係從一超乎國之上之另一較高的社會之觀點說。實際上比較高的社會尚未完全成立。國之行為，尚不能完全入於道德的判斷範圍之內者，正因此也。
摘自馮友蘭《新理學》(1939年)《馮友蘭學術精華錄》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頁
我們說一個人或一個家的行為不對，是站在較人或家高一層次之社會組織上說的。但若說一國的行為，則必須站在較國高一層次之社會組織上說，而此組織是現在尚沒有的，或雖有而是有名無實的。我們於上文說，凡是以個人的，或家的行為，比擬國的行為，就自古以至現在的國與國的情形說，都是不合適的。我們說就自古以至現在國與國間的情形說，即是說自古以至現在，尚沒有比國更高一層次的社會組織，或雖有而有名無實。我們並不說，世界上不應該有這種組織，在將來亦永沒有這種組織。我們相信，世界上應該有這種組織，而且將來亦一定有這種組織。不過在這種組織尚沒有的時候，或雖名有而實無有的時候，我們若持如上所述之辯論，在邏輯上說，是合適的。我們若相信所謂道德製裁能對國的行為有多大效力，在行為方麵，是要吃大虧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