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合理的個人主義，沒有不顧社會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會主義，沒有不顧個人自由的。個人是群合的原素，社會是眾異的組織。真實的自由，不是掃除一切的關係，是在種種不同的安排整列中保有寬裕的選擇機會；不是完成的終極境界，是進展的向上行程。真實的秩序，不是壓服一切個性的活動，是包蓄種種不同的機會使其中的各個分子可以自由選擇的安排；不是死的狀態，是活的機體。
我們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們所顧全的秩序，是自由間的秩序。隻有從秩序中得來的是自由，隻有在自由上建設的是秩序。
摘自李大釗《自由與秩序》(1921年1月15日)《李大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下冊第437—438頁
社會家庭都是由個人集成的，所以要想提高社會道德，還要從個人著手。若是每一個人皆能提高他的人格道德，則社會道德也自然能提高。
摘自謝頌羔、餘牧之《倫理的研究》(1927年)華文印刷局1932年版第41頁
一個真能認識愛的道理的人，必定隻有盡力愛人，沒有存心害人的事了。孟子常說：“愛人者，人恒愛之。”所以社會上若是個個人都有愛人的行為，則此社會也沒有不欣欣然如我們理想中的天國一般，永無紛爭擾亂之事了。
摘自謝頌羔、餘牧之《倫理的研究》(1927年)華文印刷局1932年版第158頁
夫私產非絕對的私有，不過遇一時之機緣而取得社會公有之物而已。此取得社會公有之物，法律上雖許可一時據有，依吾人道德之責任，當善用之以發展社會公有之利益。吾人據有私產，雖為吾人之權利，而發展社會利益，遂為吾人之義務也……
摘自陳安仁《人生問題》泰東圖書局1929年版第312頁
一社會之分子，有君子小人之分。君子即是依照一社會所依照之理所規定之基本規律以行動者，其行動是不道德的。小人即不依照此基本規律以行動者，其行動是道德的。若一社會內所有之人，均不依照其社會所依照之理所規定之基本規律以行動，則此社會即不能存在。……如一社會之內，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此社會之依照其理，可達於最大限度。如此，此社會即安定；此即所謂治。如一社會之內，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此社會即不能依照其理。如此，則此社會即不安定，或竟不存在；此即所謂亂。
摘自馮友蘭《新理學》(1939年)《馮馬友蘭學術精華錄》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頁
一社會若欲成為一完全的社會，其中之分子，必皆“兼相愛、交相利”。此可以說是社會之理所規定之規律中之最主要的一規律。實際的社會，沒有完全能達到此標準者，然必多少近乎此標準。若其完全不合乎此標準，則是此社會完全不依照社會之理所規定之一主要規律；若其不完全依照此，則此社會即不成其為社會，即根本不能存在。
摘自馮友蘭《新理學》(1939年)《馮友蘭學術精華錄》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頁。
一社會之所以能成立，靠其中之分子之互助。於互助時，此分子與別一分子所說之話，必須可靠。此分子所說之話，必須使別一分子信之而無疑。……若在一社會之內，其各分子所說之話，均不可靠，則其社會之不能存在，可以說是“無待蓍龜”。人必有信，不是某種社會之理所規定之規律，而是社會之理所規定之規律。
摘自馮友蘭《新理學》(1939年)《馮友蘭學術精華錄》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127頁。
經濟生產與運輸既為民族創造生存與自由的資料，所以凡非對實現民族的生存與自由另有任務，或無勞動能力者，如為民族培植優良分子的教育人員、為民族安內攘外的政治與軍事人員、為民族創造精神自由的學術與藝術人員，以及已老、尚幼或殘廢的分子一—以外，均應努力參加某一方麵生產與運輸的工作。否則不但國家可以取消其生存權利，“即不勞者不許食！”而且社會應加以道德製裁，即視其為變相的老鼠！同時從事他種工作的分子，雖不能直接參加經濟勞動，但應盡量尊重經濟勞動，尤不可賤視經濟勞動。因經濟勞動為創造民族生存資料，而生存不但為民族生活兩大目的之一，而且為其最基本的目的。因此經濟勞動實為一種極重要的勞動，亦為一種極神聖的勞動。其他各種勞動的價值決計不能超出經濟之上。曆來鄙視經濟勞動，實為極錯誤的觀念；過去官吏往往壓迫勞動民眾，尤為違反道德行為。
摘自汪少倫《倫理學體係》(1944年)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第184頁。
就分配來講，不但國家應實行收入平均的原則，每個民族分子功；應嚴守收入平均的道德。因每個人均為民族之一分子，對於民族有相同的義務與相同的權利。雖各個之能力不甚相同，亦為民族所給予：如由遺傳所給予的天才，由教育所給予的知識與技能。各人的能力既為民族所給予，則各人創造的多少盡管不同，但不足為享受不平均之根據。平均享受既為應有的道德，則任何人自不能利用權力或機會，以非分掠取。否則即等於變相的強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