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六年（1408年）九月底，鄭和沿著第一次開辟的航路，開始了第二次下西洋。船隊先後抵達占城、暹羅（今泰國）、爪哇、滿刺加（今馬六甲）、南渤裏、錫蘭山、加異勒（今印度南端卡亞帕塔納姆）、柯枝（今印度柯欽）、古裏等國。此次航行，鄭和每至一國即開讀朱棣“敕書”，要求各國“隻順天道，屬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違越，不可欺寡，不可淩弱”，歡迎各國“虔誠來朝”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活動籌備領導小組：《鄭和下西洋研究文選(1905-2005)》，海洋出版社，2005年。完成任務後，於永樂七年（1409年）六七月間返朝。
永樂七年（1409年）至宣德五年（1430年），為鞏固明朝同已通好國家的關係，並開拓新的對外友好關係，鄭和率船隊又先後五次下西洋。船隊途徑占城、彭亨（今屬馬來西亞）、爪哇至滿刺加、蘇門答臘、南渤裏、翠蘭嶼（今大尼科巴島）、錫蘭、柯枝、古裏、西行至忽魯謨斯（今伊朗霍爾木茲島）、祖法兒（今多法爾）、阿丹（今也門亞丁）、刺撒（今也門木卡拉附近），南至非洲東海岸木骨都束（今索馬裏摩加迪沙）、卜喇哇（今索馬裏布臘瓦）、麻林（今肯尼亞馬林迪）等地。其中第四次下西洋時鄭和乘便到麥加完成朝覲；第五次下西洋發現了中國到亞丁灣，再由亞丁灣到非洲東部的新航線。宣德八年（1433），使團抵達古裏時，鄭和病逝，船隊由王景弘統領，於同年七月返回南京。楊懷中：《回族試論稿》，寧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42頁。
（二）和平之旅的曆史意義與啟示
鄭和船隊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開辟了橫渡印度洋直達非洲，以及通往阿拉伯諸國的新航路，並在印度洋和南洋的各個海域分別開辟了多條新航線，對後來的印度洋和南洋航海所采用的航線有很大的影響。《鄭和航海圖》中所注的過洋牽星數據及所附四幅過洋牽星圖，為後世留下了中國最早、最具體完備的關於牽星術的記載。鄭和下西洋既使亞非各國人民增進了對中國的了解，又使中國人民在認識亞非國家方麵大大開闊了眼界。特別是由鄭和隨行人員馬歡、費信、鞏珍分別撰寫的《瀛涯勝覽》、《星槎勝覽》和《西洋番國誌》，對下西洋所到國家和地區的位置沿革、重要都會、地理形勢、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物產氣候等都做了詳細的描述，使中國人民對東南亞、北印度洋沿岸、阿拉伯海、紅海乃至非洲東海岸一帶的廣大地區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認識。
鄭和是中國明朝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中國海防戰略思想的開拓者，鄭和曾說：“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來於海，危險亦來自於海上。一旦他國之君奪得海洋，華夏危矣。”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活動籌備領導小組：《鄭和下西洋研究文選(1905-2005)》，海洋出版社，2005年。這些有遠見的海洋觀和海防思想已被19世紀40年代鴉片戰爭的失敗所驗證。
鄭和七下西洋在東西方文明交彙發展的曆史進程中開辟了一個新時代。這一壯舉是東方文明的裏程碑，又是中世紀世界曆史轉折的界標。鄭和下西洋規模之大，時間之長，範圍之廣，達到了當時世界航海事業的頂峰，下列一組數字，可以對鄭和航海在人類曆史上的定位有一個更為清晰的認識。第一次下西洋比哥倫布早了87年，比達·伽瑪早了92年，比麥哲倫早了114年；他所率領的船隊人數是哥倫布的309倍，是達·伽瑪的174倍，是麥哲倫的109倍；他所統領的船隻數是哥倫布的67倍，是達·伽瑪的50倍，是麥哲倫的40倍；他所帶領的船舶的噸位是哥倫布的28倍，是達·伽瑪的58倍，是麥哲倫的54倍。李約瑟稱鄭和下西洋時間最早，規模最大，造船工業技術最發達，航海技術最先進。英國將軍孟席斯說“鄭和是環球航海第一偉人”。國學大師梁啟超說：“及觀鄭君，則全世界曆史上所號稱航海偉人，能與並肩者，何其寡也。……前有司馬遷，後有鄭和，皆國史之光也！”梁啟超：《飲冰室全集》，上海會文堂書局。
在鄭和所代表的東方時代，中國擁有世界最龐大的海軍，最先進的戰船，最發達的火藥武器，中國擁有霸權的能力，卻沒有發動戰爭，沒有殖民，沒有掠奪，沒有奴隸貿易……他的航海沒有血腥，他帶給世界的是和平，是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與相互尊重。江澤民說，“明代鄭和‘七下西洋’，把中華文化傳向遠方的國度”江澤民：“增進相互了解加強友好合作——在美國哈佛大學的演講”，1997年11月1日。在中國的鄭和時代，作為當時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對別的國家采取的就是絕不強加於人的態度，鄭和七下西洋應當說是“世界各國友好交往互通有無的典範”。轉引自《走出中國——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中國網，2005-07-15。
四、清官海瑞
海瑞（1514－1587年），明代著名政治家，海南瓊山人，字汝賢、國開，自號剛峰，我國曆史上的著名清官。初任福建南平教諭，後升浙江淳安和江西興國知縣。在此期間，海瑞推行清丈、平賦稅，並屢平冤假錯案，打擊貪官汙吏，深得民心。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時任戶部主事的海瑞別妻子，散童仆，以死上疏，勸說世宗不要相信方士的騙術，應振興朝政，因而激怒世宗，詔命下獄論死。宰相徐階力救海瑞，黃光升則把海瑞上書比擬兒子罵父，以減輕罪責，並乘機把海瑞留在獄中，營護海瑞甚力，詳見《中國曆史大辭典》第3681頁。直至同年十二月世宗駕崩，穆宗即位，才奏請釋放海瑞出獄。隆慶三年（1569年）海瑞調升右僉都禦史，他一如既往，懲治貪官，打擊豪強，疏浚河道，修築水利工程，並推行一條鞭法，強令貪官汙吏退田還民，遂有“海青天”之譽，深受百姓的愛戴。後遭反對變法者的排擠，說他“庇奸民，魚肉縉紳，沽名亂政”《明史·海瑞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革職閑居16年之久。萬曆十三年（1585年），海瑞重新被起用，先後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右僉都禦史，力主嚴懲貪官汙吏，禁止徇私受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