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中國文學總係》裏，我擔任的是1921年這一卷。
當謝冕先生向我麵授了這套書係的戰略構想後，我脫口就選擇了1921這個年份。
“脫口而出”的背後，實際上必然隱含著一個人的文學觀。1921年擁有一長串公認的文學史重要事件：文研會①、創造社②成立，《沉淪》③、《女神》④出版，《阿Q正傳》⑤發表······我認為這些事件是百年文學史不可回避的議題，因為任何一部文學史都是與以往文學史的對話，隻有在不回避、不轉移重大話題的對話中，才能真正傳達出文學史寫作的時代性。而我腦海中一瞬閃過的那些重要議題，擴展開來已足可構成小半本1921年的文學史。
①文學研究會：1921年1月4日成立於北京。編者注
②創造社：1921年7月成立。編者注
③《沉淪》： 1921年10月上海泰東書局出版，短篇小說集。編者注
④《女神》：1921年8月出版。編者注
⑤《阿Q正傳》：從1921年12月開始於晨報副刊連載，直至1922年2月才全部發表完。編者注
我是一個注重審美的人，但我的審美觀是內外兼顧的。我不喜歡新批評派否定文學作品外部研究的主張，而他們值得肯定的對文學作品“細讀”的做法，我認為遠不如古代的經學，近不如當代的“四人幫”。我始終堅持認為，不會欣賞生活，也就不會欣賞文學。文學史的寫作，尤其需要給出特定時代的文學所處的時代生活坐標。它是把文學放在一個與其他文化現象互動的體係中進行觀察體認，這與傳統的從時代背景的社會學概括推出作為個別現象的文學是截然不同的。比如經過對1921年的社會全景掃描，最後定格到文學這片園林。1921與其他年份的選擇，都是出於對百年文學做“切片觀察”的目的，但切片觀察首先應該清楚描述這一片是從何處切下來的。
“百年文學總係”在“戰略”上受到勃蘭克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潮》影響，在“戰術”上則受到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影響。但我認為黃仁宇對具體年份的選擇未必是最佳的。如果切片觀察的結果對切片本身語焉不詳，那麼這種寫作方式就形成了自我消解。因此我采用了全景式的框架，盡量照顧到1921年文學史實的全貌，以重點史實來帶動起前後若幹年份的縱剖麵。謝冕先生為總係提出了“拚盤式”和“手風琴式”的寫作原則。我體會“拚盤”是應該在共時性上拚得全，“手風琴”則是在曆時性上拉得開。但拉得開的前提應是在具體文學史實中選定一塊塊“禁拉又禁拽”的好麵。否則，總係中各個年份的選擇就會受到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