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現代闡釋學的觀點，局部與整體是循環闡釋的。對1921年文學的認識必然關聯到對整個百年文學的認識。我認為百年以來的中國文學是客觀上呼應民族國家的現代化籲求，逐漸走向組織化、效率化的文學。這個過程從19世紀中葉開始在傳統文學體內著胎，到20世紀中葉瓜熟蒂落，中國文學到了共和國時代已完全是一個自組織、自清洗“先鋒係統”。而1921年，我認為是“計劃文學”的萌芽期。所以，我在書中貫穿了一條對“現代性”的思考線索，尤其突出了革命、計劃、組織、戰鬥、憂患等問題。在許多地方發揮了一下我對“文學與革命”這一課題的思考。謝冕先生曾問我為何要用“誰主沉浮”這個書名，我深深理解他老人家的感情。我要說明的是，對象的選擇不一定意味著傾向性。從個人性情上說，我不喜歡革命、領袖、戰鬥、集體等現代詞彙，我最喜歡做王維、陶潛那樣的人。但當我麵對我所身處的現實，我認為逃避革命、否定革命都有些太個人化了，甚至對我這一代人來說，有些忘恩負義的味道。
現實的中國不是革命好不好的問題，正如對於病人來說不是動手術好不好的問題。當我帶兒子去醫院打針，兒子在疼痛之下大聲哭罵，並對那慈善的白衣天使產生了切齒的仇恨時，我能說些什麼呢？我隻能設想，在我們給人們打針時，盡量打得輕柔些。世上想做王維、陶潛的人一定很多，我不一定非要早早加入這座精神養老院。在後記中，我說過想生活在1921年做任何一種人，隻是沒提到學者。因為我正在“學者”的路上走著。不能把自己的生命與自己的職業區分開來是不幸的，我認為越是“學者”，就越應保持對“學者”的警惕和批判。
一般認為這一百年的文學，功利性比較強，所以必然損害“審美”。我不這樣看。我認為審美價值的髙低與功利性的大小沒有必然關聯。我是從一個百年文學審美價值的熱愛者變成一個百年文學史的研究者的。直到今天，《女神》、《雷雨》仍令我百讀不厭，《紅岩》和《青春之歌》仍令我熱淚滾滾。拋開文學作品的社會學判斷，回答它們為何能感人肺腑，我認為也是文學史研究的任務之一。尤其是切片觀察，隻寫一年，我覺得是有可能做到的。所以我在書中適當注重了具體作品的藝術分析，並把這分析與全書的思想線索做了適度的縫合。
然而，無論對自己寫的這一本，還是整個總係，我都覺得還有許多不盡如人意處。這不盡如人意處，我覺得也是現階段無法克服的。因為說到底，無論文學也罷，社會也罷，我認為當今的最大問題，還是“誰主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