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論述更多的是抗日戰爭時期適合遊擊戰爭的政治工作。他指出:遊擊隊"如果不注意最大限度地運用自己的政治武器,想單純地拿刀矛對抗敵人的飛機、坦克,是沒有不被消滅的。抗日遊擊隊必須最正確、最靈敏地使用自己的政治武器,認識到這是自己的第一件最寶貴的武器,認識到政治戰爭的勝利雖然是眼睛看不見的,但其實際意義卻等於繳了敵人許多槍炮,甚至還不止於此。"在另一文中,他強調說:"遊擊隊不單是起軍事上的作用,所主要的還是政治上的作用,特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處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積極武裝進攻下,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遊擊隊應該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個武裝宣傳隊。"
解放戰爭中,他強調建軍中的政治建設,批評對政治領導和政治工作的認識不足的傾向。指出:"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是部隊建設的兩個重要方麵,隻能都搞好,不能隻搞好一個。""今後不僅政治機關、政治幹部要做政治工作,軍事機關、軍事幹部也要做政治工作。我們部隊能打仗,就是靠黨的力量,政治的力量,軍事指揮員要認識,隻有政治領導加強了,有堅強的政治工作,部隊才能鞏固,士氣才能提高,才能打勝仗。"
關於政治工作的內容,朱德指出主要是三方麵:第一,提高部隊戰鬥力,團結上下級官兵,以保障每一戰鬥任務之完成;第二,組織與武裝民眾,實現軍民一致之團結,組織和領導遊擊戰爭;第三,瓦解敵軍。
關於政治工作的方式,尤其是遊擊隊政治工作方式,朱德規定其原則應該是"第一不間斷性,第二是準確性,第三是高度集中性,第四是突擊性與靈活性和鼓動性"。
朱德反對空頭的政治口號,反對政治可以衝擊其他工作,要求政治工作不能脫離工作實際,要保證軍事任務的完成。比如,他在1951年9月召開的各兵種司令、參謀長及各軍區參謀長、軍訓處長集訓會議上就告誡:1952年軍隊中心工作是搞好訓練,因此,"各級黨委和政治工作部門,應保證一九五二年訓練計劃的完成"。在1951年10月召開的裝甲兵幹部集訓會議上又強調:"政治工作要保證技術的提高。"
反對空頭政治,就必須結合部隊的任務和實際開展有針對性的政治工作。比如,人民解放軍打出內線,進入國統區作戰後,朱德就指出要在新形勢下注意人的思想。"現在打仗,人的思想問題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農民為保衛家鄉的土地財產可以拚命,但打出去解放別人卻不一定都是那麼堅決,所以要在思想上進行教育。"又如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之後,他在全軍第一次宣教文化工作會議上對政治思想工作提出要打通三個思想,即永遠是戰鬥隊的思想;進行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教育,建立保衛祖國安全與保衛世界和平分不開的信念;揭露美國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陰謀的宣傳,樹立仇美、蔑美、鄙美的思想。
政治工作是人民軍隊區別於其他軍隊的重要標誌之一。半個多世紀來,人民軍隊依靠強有力的政治工作,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朱德評價說:"有堅強的政治工作,部隊才能鞏固,士氣才能很高,才能打勝仗。""我們與國民黨軍所以不同,主要就是我們有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在未來必將還是人民軍隊克敵製勝的重要武器。
六、能否打勝仗,後勤起一半作用
現代的戰爭是近代化的戰爭,近代化的戰爭離開後勤工作去打仗是不可能勝利的。
在人民解放軍曆史上,對後勤的依賴作用似乎並不很大。人民軍隊似乎從來就是"沒有吃,沒有穿,自有敵人送上前;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但真正懂得人民解放軍軍戰史的人都明白,這個說法並不盡然,有時也並不這麼"瀟灑"。在曆史上,人民解放軍的一些作戰和軍事行動往往於後勤,如糧食供應,經濟條件等等。後勤對作戰的影響和困擾同樣不能忽視,而且這種影響和困擾隨著作戰規模的擴大越來越突出。
例一:1929年1月,朱德、毛澤東率紅軍主力由井岡山下山,轉戰贛南閩西,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經濟無出路"(毛澤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