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並且指出:"整頓紀律要從上而下地整,守紀律首先從上邊守。"
朱德不僅在理論上係統闡明了執行革命紀律的必要性和如何執行紀律的問題,而且在實踐中不斷注意加強軍隊的組織紀律。
南昌起義失敗後,朱德和陳毅率領著起義軍餘部穿行在粵贛湘交界的崎嶇小路上。為保存革命力量,整頓隊伍,進行戰略轉變,他曾在江西南部的天心圩、大庾(今大餘)和上堡對隊伍進行三次整頓,這就是著名的"贛南三整"。"贛南三整"主要是整頓黨、團組織、整編部隊和整頓紀律。其中,上堡整訓,"首先是整頓紀律,那時就規定了募款和繳獲的物資要全部歸公。"在這以前,朱德、陳毅一直很重視部隊的紀律。轉戰途中,在信豐曾發生過少數不良分子鼓動戰士搶當鋪的事情,陳毅抓住這件事對部隊進行教育。他氣憤地說:"這哪裏像革命軍隊,簡直像土匪一樣了!"並告誡大家:"我們是共產黨的隊伍,沒有紀律是不能生存的。"到上堡後,部隊的任務不僅是行軍、打仗,而且還深入農村發動群眾,打土豪,分財物,加強紀律的重要性就顯得更加突出了。所以,部隊明確規定募款和繳獲全部歸公,隻有沒收委員會才有權沒收財物,並對官兵進行了自覺遵守紀律的教育。
朱德還是善於進行紀律教育的楷模。與他一起從南昌到井岡山的陳毅曾對人講過一件事:在一次部隊作戰失利退下來的時候,看到部隊戰士破壞紀律,亂拿老百姓的東西,陳毅立即上去指責,那個犯紀律的戰士不但不聽,反而扭轉槍頭放了一槍。陳毅對此氣極了,把這事告訴朱德同誌。朱德同誌聽到後說:"傻子!打了敗仗退下來,戰士肚子裏餓,違犯了紀律,這時你去批評他,他是不會聽的。隻有讓他吃好,休息好,到第二天集合起來,提出批評才有用處。"由於朱德同誌善於帶兵,一般作戰失利士氣低落的部隊,經他帶一段時間後,很快就會把士氣提高起來。事情雖小,卻反映了他善於抓紀律,做士兵思想工作的本領。
在紅軍初創時期,破壞紀律的事是難免的。還有一件事也是發生在那個時候。1928年7月,紅四軍第二十九團在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的錯誤導向下,擅自離開井岡山向湘南進發,這本身就是破壞紀律很嚴重的事件。在這種情況下,軍部隻好率第二十八團跟上去。這時,朱德非常注意抓住部隊,防止違反紀律的事發生。據楊得誌回憶:打開郴州後,湘南農民出身的第二十九團士兵"戰場紀律不大好,特別有些農民意識嚴重的同誌,包袱、毯子、銀元,什麼都揀,一個個肩背手提,㈠!㈠!嗦嗦一大堆,真不像個紅軍的樣子。直到朱軍長進了城,才製止住這種違犯紀律的行為"。紀律鬆懈是紅軍這次湘南之行失敗的原因之一。可見紀律對軍事行動的影響之大。
五、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
軍事指揮員要認識,隻有政治領導加強了,有堅強的政治工作,部隊才能鞏固,士氣才能提高,才能打勝仗。
"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這是朱德1934年2月7日在瑞金召開的中國工農紅軍全國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來的。抗日戰爭時期,他又指出:"遊擊隊的政治工作的意義應該是遊擊隊的"生命線"。"由此可見,在各個革命時期,他都非常強調政治工作對人民軍隊的重要意義。
朱德是紅軍中較早係統闡述政治工作重要意義的領導人之一。1931年7月,他在《怎樣創造鐵的紅軍》一文中就專門論述了政治工作在創造鐵的紅軍中的重要性:"紅軍的政治訓練是啟發和提高指揮員戰鬥員的無產階級的覺悟,使他們認清本階級的利益,努力於本階級的政治任務,與敵人作決死的鬥爭,去達到消滅敵人、解放本階級的目的。"他還指出:要造成鐵的紅軍,必須使紅軍全體指揮員戰鬥員完全信仰共產黨的領導,了解革命戰爭的階級性質,了解群眾力量的偉大,等等,"尤其要了解中國革命現在的階段和前途,全中國及全世界革命日益高漲的現狀;深刻地認識整個敵人營壘中經濟政治恐慌高度的緊張都有利於中國革命,充分地相信紅軍在共產黨領導之下,一定可以戰勝到了末日的反革命的國民黨和帝國主義。""在政治上有了這樣堅定的信念,就是把握著不可抵抗的無形的武器,在精神上建立了鐵的紅軍的基礎,自然可以戰勝革命過程中的任何困難,經得住任何劇烈的鬥爭,愈鬥愈奮去取得最後的勝利。"
在抗日戰爭後期召開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朱德作了《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在這個報告中,他比較了兩種不同軍隊兩種不同的政治工作:"國民黨內的反動派在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其目的在使官兵愚蠢。""八路軍、新四軍既把為人民服務、保衛祖國作為宗旨,則政治工作便成為這種軍隊的靈魂。我們的政治工作:第一,是在於提高官兵的政治自覺性,發揚他們愛國、愛人民和改造自己的熱情;第二,是在於團結本軍和友軍;第三,是在於團結軍隊與人民,提高人民保衛祖國和民主主義的政治覺悟,幫助人民的文化教育工作;第四,是在於從政治上心理上瓦解敵偽,使之喪失戰鬥力;第五,是鞏固和提高軍隊本身的戰鬥力,保證命令之執行,深入政治、軍事、文化、生產各方麵的學習。而這五方麵工作,又是互相關聯、互相一致的東西。這些,是我們政治工作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