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的第108本書，也是我在語文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本書。
語文出版社的前身，是1956年我參與創建的文字改革出版社。如果我僅僅在文字改革出版社當過幾天編輯，就說我“參與創建”了該社，不免有往自己臉上貼金之嫌。實際情況是：文字改革出版社剛剛成立的時候，不算掛名的兼職領導和偶爾來開開會的編委，每天真正上班幹活兒的，編輯部隻有主任倪海曙老師(從華東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總編任上調來)和我這一個編輯(是倪海曙老師把我從上海調來)；出版部隻有主任倪康華同誌(從廣東人民出版社社長任上調來)和呂炎華同誌(倪海曙老師的夫人，和丈夫一起進京)兩個人。今天，可能誰都不會相信，一個號稱“中央級”的出版社，建社之初，全社一共隻有四個人，卻每月要出十幾本小冊子，還要出版一本《拚音》雜誌。任務重，工作忙，不分日夜，廢寢忘食，不言而喻。說我“參與創建”，而且立下過“汗馬功勞”，也絕非言過其實。單說我編寫的《農民用拚音課本》，印數高達5000萬冊，按一本贏利一分錢計算，就是50萬；隻拿出其中的40萬來，就蓋成了今天語文出版社的大樓。
1956年底，我在文字改革出版社出了我此生的第一本書：《古卡和依裏》，是根據韋其麟先生(他比我小三歲，當時是武漢大學文學係的學生，後來出任廣西作協主席、全國作協副主席)的長詩《百鳥衣》改寫的，是“拚音文字實驗叢書”的第一本。全書正文沒有一個漢字，後麵卻附有詞表可查。這套“叢書”，其實就出了這一本，1957年以後，就再也沒有接著出。回頭看看，“五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真是“酸甜苦辣鹹，五味俱全”，當年出版社草創之初的老人，已經所剩無幾，連當年隻有二十四歲的我，如今都到了耄耋之年，卻居然還能和語文出版社“再續前緣”，怎不心潮澎湃，感慨係之？
其實，此書的初稿前一部分早在15年前就寫成了，卻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一直拖到今天方才補充修改成這個樣子出版。不由我又一次喟然長歎，感慨不已！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拖了15年之久呢？此事說來話長，且聽我慢慢兒訴說。
1998年深秋，我有幸參加中國作家協會組織的一個代表團，到東北去采風。團長是《民族文學》主編吉狄馬加(後出任青海省宣傳部長)，副團長是著名散文家牧惠(《紅旗》雜誌文教編輯室主任，已經在2004年不幸故去)。
作家們聚在一起，不論是車船上、飯桌上還是休息中、行進中，總不免高談闊論，滔滔不絕。就在此前不久，老友張揚先生(《第二次握手》的作者，當時是湖南省作協副主席)在《家庭》雜誌上發過一篇關於“我的家庭”的報導《作家吳越和他的三個同名女兒》。《家庭》是大陸最暢銷的雜誌之一，每期銷量460多萬份，加上此文全國各地轉載的很多，僅我個人所見，就有16家報刊轉發，一時間被炒得沸沸揚揚的。代表團成員中，不論是認識的還是不認識的，大都知道這件事情。於是，關於我先後娶了三個老婆並有三個同名女兒的話題，就不止一次地被扯了出來。既然大家對這個故事感興趣，反正張揚老弟早已經把我的這些事情捅出去了，也就沒有保密的必要，幹脆就一次又一次、一件事又一件事地詳細介紹。話題越扯越遠，故事也越扯越多。在飯桌上，盡聽我這個“話簍子”一個人“白乎”了。我一張嘴顧得了說話顧不上吃，飯沒吃飽倒不至於，吃得比別人少，卻是真的。
大家都說我講的故事不但有趣，也有內涵，甚至可以認為是一個時代的縮影，都動員我趕緊寫出來。在座的傅小北先生，當時主管中國青年出版社的期刊，手底下有五個刊物。他要求我把這些小故事寫成每篇都能獨立的短文，由他拿去交給《追求》雜誌，從1999年第一期開始連載。
回到北京以後，我排開雜務，集中了一段時間，專門寫這一組文章。小北要求我一共寫十二篇，每篇不超過五千字，總字數控製在五六萬以內。但是我寫長篇寫順了手，寫短篇不行了，控製不住，寫完了一看，居然有十幾萬字。小北感到為難：一期刊一萬字，還要連載一年多呢，這叫他怎麼辦？
中國作協創聯部的徐忠誌先生(現在是《文藝報》總編室主任)，是我們這個作家代表團的秘書。他對我這些小故事也很感興趣，就把稿子拿去給《中國作家》雜誌。主編看了以後，卻又說字數太少了，如果能夠擴展到三十多萬字，他們可以出一期增刊，一次發完，效果好，影響也大。於是我又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把稿子擴充到三十多萬字(分上下兩篇，上篇補寫了勞改農場20對典型的錯位婚姻，這也是我在飯桌上說起過的一些小故事；下篇才是我自己的三次婚姻經過)。徐忠誌先生為了把牢起見，還把稿子送到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局去審讀過，認為沒有問題，這才交給《中國作家》。編輯部看後答複：如果沒有別的阻礙，計劃1999年年內刊出。事實上主編都已經簽了字的，總以為這是“鐵板上釘釘子”的事情，不會有變化的了，不料《中國作家》因為發了一篇“不合時宜”的文章，受到批評，增刊被停了，編輯部也緊張起來，於是我的稿子就一直壓著，沒發也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