括蒼山人吳越
2009年8月6日上午9:30，我老伴兒的遺體告別儀式在佑安醫院的告別廳簡單舉行。
我是個徹底的無神論者，絕不相信天堂、地獄、靈魂輪回之說。我這一生近八十年來，多次跟死亡擦肩而過，經曆過的人生磨難實在太多太多。我自信對於人生的“生老病死”，至少比某些“科級”高僧、“處級”禪師要參悟得透徹多多。雖然我不懂“禪理”，卻在人生磨難中早就已經大徹大悟，明白了根本就沒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一說，因此最終並沒有皈依佛教，也沒有信奉天主。人生如草長，人死如燈滅，本無所謂來自何方，去向何處。我的人生箴言是：作為一個高級動物的人，應該發揮主觀能動性，活著就要拚搏，為人類社會的發展而盡力！因為我有這樣的信念，所以在勞改農場這樣惡劣的環境之中，在“文化大革命”這種逆時代背景之下，我不怕再次“惹禍”，坐在田邊地頭，用大腿當桌子，從1974年到1976年，利用點滴時間，愣是完成了一部200萬字的長篇曆史文化小說《括蒼山恩仇記》，目的就是暴露封建主義的殘暴和可惡，說明中國如果出現複辟，必然是封建主義，而不是什麼資本主義；寫這部書，就是希望能起一個推行民主自由的啟蒙作用！要知道，這可是“三易其稿”，三部原稿加在一起，有600多萬字呀！這樣的速度，即便是專業作家，也很難達到，何況我當時手頭除了“雄文四卷”、“寶書一冊”之外，沒有任何參考書；更何況還是在勞改農場，有那麼多“極左”的勞改積極分子在盯著我！這就是我的信念，也算是我信奉的“宗教”吧。我不追求死後上天堂，也不追求來世的榮華富貴，我隻求今生能夠有所作為，不辜負自己來到人世走這一遭兒。
因此，“文革”期間，我父親被迫害致死，我母親貧病而亡，我都沒有掉一滴眼淚，更沒有擊倒我。1960年，我們這些發配到勞改農場從事懲罰性勞動的勞改犯們都在挨餓，小腿浮腫，麵黃肌瘦，眼窩深陷，步履蹣跚，同房間的，同中隊的人，經常是早晨死一個，晚上死一個，簡直成了“見怪不怪”的“日常生活”。我還好幾次從工地把餓死的難友背回來，盡管心裏難受，我也沒有掉一滴眼淚。不是我“鐵石心腸”，而是我知道自己無能為力，麵對現實，無可奈何。既然無可奈何，何必哭天抹淚，在豺狼麵前顯示自己的懦弱？
所以，當我得知我老伴兒得了癌症，而且已經擴散，心裏明明知道她得的是“不治之症”，而且已經有三個大醫院拒絕接收醫療了，麵對現實，依舊是無可奈何。但是我的生活條件和經濟情況已經不比當年，哪怕還有百分之一的希望，總還想再試一試。這就是古話所說的“死馬當作活馬醫”。可惜，“奇跡”並不因為我的虔誠和堅持而出現，她還是按照癌症病人所必須依從的客觀規律，自然發展了。
按照我本來的意思，“死了死了，一死百了”，畫一個休止符，就成了曆史，一把火燒了，也就完了，本不想舉行什麼遺體告別儀式的。何況她病了一年多，最後的一個月，基本上沒吃什麼東西，實際上就是餓死的。身上隻剩下皮包骨，臉上已經沒有什麼肉，形象也十分難看。但是單位和親友們都希望能夠最後再見她一麵，哪怕就是形象十分恐怖，也在所不計。於是，她的遺體告別儀式，就在我並不讚成的情況下舉行了。前提是一切從簡。
8月6日上午，來的本單位領導、同事、親友共有30多人。特別是她的兩個妹妹，5日上午聽說姐姐故去，立刻去買火車票，但是買不到。不但沒有臥鋪，連座位也沒有。她們像瘋了似的，居然買了“無座票”在火車上“蹲”了一日一夜，終於在8月6日上午9點25分趕到告別廳，一見姐姐，嚎啕大哭······
她們曾經丟下自己的魚塘、鴨場，專門趕來北京，在醫院裏料理姐姐兩個多月，還是6月底剛剛從北京回廣東的。總以為姐姐還會站起來，卻不料就此永別了。
花圈送來不少。醫院的告別廳，麵積不大，最多隻能放18個，還有人要送，隻好婉言勸阻了。除了單位送的之外，最顯眼的，是《人民日報》前任副總編輯周瑞金先生送的花圈。我和他是老朋友了。八十年代《浙南日報》創刊40周年,我和他同時被邀請，住在一間房間裏，談得十分投機，從此二十多年來交往不斷，並經常給我以指導幫助。
有許多花圈，是外地的朋友送的。其中有衢州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黃會榮同誌：我們原本是網上通信的朋友，沒有見過麵。2007年國慶，我回浙江巡回演講，他特地從衢州驅車三百裏到縉雲縣來看望我，又不辭辛苦，連夜返回衢州。所以他雖然身在外地，倒是見過我的妻子、女兒的。還有上海的作曲家珊卡、中國殘疾人藝術團的“中國第一哨”周誌明，以及寧波的林大明，也是2007年國慶帶著夫人、小姐特地到縉雲來和我一家會麵的。這些網上朋友，都是能“說到一起去”的誌同道合者；信念讓我們聚到一起，不是親人，勝似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