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療程安排，半個月後，如果一切正常，應該接著做第二次手術。但是第一次手術期間，因為“鋇餐”，在腸內形成一個硬塊，阻塞了大便暢通，便秘了許多天，經B超透視，發現腸內已經形成許多小疙瘩。也就是說，癌細胞擴散的部位太多，無法治療了。這個情況，住院部主任當時並沒告訴我，而是通知我說：這種癌細胞病毒注射劑，是從美國進口的。目前醫院裏已經沒有，要等進貨來到以後，才能進行第二次手術。可是住院部床位緊張，建議病人先回家休養，按時吃藥，等注射劑一到就通知我們，繼續治療。實際上，“進口藥沒到”，隻是一種借口，而是不便於宣布“不再繼續治療”，以免病人家屬吃驚。
我們當然知道回家休養絕不如繼續住院好，但我們都是通情達理的人，何況能住進醫院來，也是李院長的特批，當然不會和醫院為難，就把娟接回家來了。兩個妹妹見姐姐“病情好轉”，自己家裏人手也不夠，都回去了。從此，我和吳永兩個人一個值夜班，一個值白班。吳永是夜貓子，平常時候，也要過12點才睡覺，反正是在電腦前麵多坐幾個小時而已。我在清早6點鍾起來接班，她還說太早呢。
娟在家裏休養了一個多月。這期間，雖然每天按時吃藥，但是健康狀況卻每況愈下。剛回家的頭幾天，還有胃口，能吃一點兒東西，自己也還能走到廁所。過不了幾天，就沒胃口了，吃什麼都隻是一兩口，就放下了。可心裏還是想吃，老在想一些以前吃過的好吃東西。什麼皮蛋粥、蒸蛋羹、小餛飩、刀削麵，買回來，也都是隻吃一兩口。又要我去買山藥，可那個季節根本就沒山藥。找了許多地方，找到一個專賣山西山藥的鋪子，要價50塊錢一斤。買了半斤回來，也還是隻吃一兩口，就說“不好吃，不是這一種”。
我寫信去問作家朋友張揚。他在湖南腫瘤醫院當過幾年副院長，不是管業務的，也不是管行政的，而是作家帶職掛名的，去醫院的目的是體驗生活。他回信來說：據他在醫院的幾年觀察，癌症病人，無非死於三種情況，一種是嚇死的，一聽說自己得了癌症，精神首先就崩潰了；一種是疼死的，癌症病人往往局部劇烈疼痛，靠止痛劑局部麻醉；還有一種，就是餓死的：什麼也吃不下去，人越來越瘦，瘦到一定程度，就好像一盞沒油的燈，最後就熄滅了。
樓興娟雖然也有腹部疼痛的感覺，不過並不太嚴重，從醫院裏帶回來的止痛貼，每三天換一次，也沒聽見她大喊大叫。要命的就是這個不吃東西。更要命的是她總說不餓，什麼都不想吃。我的對策，是千方百計讓她想吃，銀耳、蓮子、紅棗、鮮牛奶······買回來的東西，哪怕她就吃一兩口，總也還有一兩口吃進肚子裏不是？
整天不吃東西，鐵人也頂不住。過了半個月，人越來越瘦，胳膊和大腿上都沒肉了，渾身一點兒力氣也沒有，自己走不到廁所去，要我背著或者抱著去了。二十幾天以後，腹部疼痛加劇，要我不斷地給她撫摩，一連幾個小時不能停，一停就喊疼。弄得她自己也不好意思，說：“有你這樣盡心照顧我，我死了也不冤了。”我打電話到住院部主任那裏去，她說：藥還是沒到，別的藥不管用，也沒其他好辦法。這當然是應付患者家屬的話。她心裏其實明鏡似的，但就是不說“沒法治了”這句話。
再過幾天，開始大小便失禁，我和吳永一天要給她換幾次尿不濕。到了七月底，一天夜裏，她突然昏迷過去，急得吳永大喊：“媽，媽，你醒醒，你可別嚇唬我!”我被吵醒了，趕緊跑過去幫著喊，她醒過來了，卻苦笑一聲說：“喊什麼？我沒睡著。”實際上是她失去了知覺自己不知道。
到了七月底，病情已經十分嚴重，什麼也不能吃，勉強喂幾口，也都吐了出來。人卻還清醒，而且很堅強，總說自己還要站起來，總不能這樣老躺在床上，要老公、女兒伺候。
拖到7月31日，不能再拖了。我估計她已經到了生死關頭，也沒幾天好拖了。就開始準備後事。到居委會詢問如何辦理死亡報告，答複是“死在家裏，沒法兒開證明，還是要送醫院”。我急忙給李院長打電話，李院長指示“立刻送來”。我撥120,急救車立刻就到。三個人把樓興娟連床單一起抬進急救車，在車上她還能說話，問我送她到哪裏去。車到醫院，立刻送進重症監護室，一分鍾也沒耽誤，連急救車上的醫生護士都驚訝這“一路綠燈，暢通無阻”，來之不易!
第二天，我進重症監護室看她，她就已經不會說話了。雖然瞪著兩隻眼睛，眼珠子卻不會轉動。看那樣子，似乎還有話要說，可是已經說不出來。她病重期間，因為她一直都說自己要站起來，我們也不便問她“還有什麼遺言”，到了這個時候想問，她卻已經無法答複了。我聽見她喊的最後一句話，是送進重症監護室的時候，她接連不斷地喊：“救救我呀!”那時候，可能她自己已經意識到生命將要終止了。
我猜想，她心中惦記的，可能就是女兒的婚事。女兒是1977年生的，都已經32歲了，可是還沒有男朋友。盡管身邊不乏男性青年，可都是圈子裏麵有共同興趣的朋友，誰和誰都沒超出這個關係之外。我估計樓興娟雖然已經不能說話了，但是耳朵還聽得見。正好她們古建愛好者圈子裏麵的胡定勝聞訊趕來探望，我就和他商量：能不能請他到樓興娟床前叫一聲“媽”，好讓她閉上眼睛安心而去。我告訴他：這是假的，目的隻是為了安慰一個將死的母親，讓她無牽無掛地走。
不料他卻說：“伯母走了，吳永的下半輩子，當然是我來照顧她了。”
他坦然地走進重症監護室，雙手捧起樓興娟的一隻手，在她耳邊輕輕地嘀咕了一陣，含著眼淚出來了。從此他就成了我的女婿，後來樓興娟的喪事，都由他一手經辦。
他是澳大利亞籍華人。父親本是印度尼西亞歸國讀書的華僑，後來在首鋼擔任工程師。文革結束後，是第一批出國定居澳大利亞的“澳籍華人”。
樓興娟身上插滿了管子。實際上是在依靠管子維持呼吸和生命。我是個很達觀的人，知道不可能起死回生，而這樣做，對病人、對醫生、對醫院都是負擔，我讓吳永去告訴住院部主任，建議拔去管子，讓樓興娟安然走路。吳永卻說：“這樣的話，我說不出來。”我也就不再堅持。重症監護室是不許留人的，我和吳永，隻好回家，聽候醫院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