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搬到惜薪胡同之後，小永當然不可能再到藍靛廠的盲人福利工廠幼兒園了。所以那一段時間，全靠小芬照顧。換言之，我把整個家都交給她了。為了小永的幼兒園，我可傷透了腦筋。惜薪胡同離北海公園很近，當時門票便宜，花五分錢就能進去。北海公園裏麵有一個北海幼兒園，設備和師資都是第一流的。但是進去相當難，而且收費很高，不是我這個月收入不足一百元的工薪階層所能負擔得起的，隻能望園興歎。
好在不久之後，就趕上府右街幼兒園公開招收本地區的適齡幼兒了。小吳永雖然沒有北京戶口，是不是我的女兒，也沒有過硬的證明，但是拿著我的戶口本帶著孩子去報名，隻說明一下孩子的母親在浙江，孩子歸我撫養，居然順利通過，當時也還沒有什麼“讚助費”之類的名目。府右街幼兒園的地點在國務院西門的斜對麵，是一所有假山的大庭院，裏麵全是寬大的平房，而且紅柱綠窗，相當漂亮。據說這裏本來是王光美母親的住宅，是她自己主動把房子拿出來開辦的私人幼兒園，後來有人說她“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才全部財產交公，改為國營的。有這樣的優越條件，加上師資也很不錯，想進這個幼兒園的人很多，但是招收對象隻限於在府右街附近居住的人，別處的人想進也進不去。我算是趕上地域的優越性了。
府右街幼兒園的孩子一律日托，沒有全托。開始一段時間，小吳永當然都是小芬早晚接送的。但是她不久之後就去了西城區衛生員培訓班，地點在西直門附近，而且是住校的。她一走，小永的早晚接送又成了問題了。
這時候，小華已經在中國戲劇出版社發行部工作多時，而且主任很喜歡她，不再讓她幹打包、郵寄這些體力勞動，而是讓她坐辦公室管理賬目了。主任是個新華書店調來的老太太，還是建國前參加工作的老幹部，老兩口兒帶兩個沒結婚的兒子住一套三居室，在當時家家戶戶住房普遍緊張的情況下，她家裏還算寬空。她見小華一個人在北京，也沒個家，就把小華帶回家去，住在她家裏。這時候，小華犯了一個常識性的錯誤。早先她住在我家裏，我是拿她當自己孩子看待的，加上她也幫我幹一些家務活兒，所以我既不問她收房飯錢，也不給她開工資。她到了主任家，以為也和在我家一樣，照方抓藥，住了幾個月，一分錢沒給，還覺得自己在人家家裏搶著做家務，挺積極的，表現不錯。吃飯嘛，也不過星期假日，一個月四五天而已。結果，主任不滿意了，很客氣地以兒子快結婚為由，請她另外尋找地方。
她跑來找我，我隻能說她不懂事，把事情辦砸了，如今是想挽回也沒辦法了。正好小芬去上學，我家裏也需要一個人，就讓她搬來惜薪胡同和我一起住。家裏有兩個人，雖然都上班，總有一個人可以去幼兒園接小永。
這時候，中國青年出版社給我開稿費了。我的《括蒼山恩仇記》第一卷，累計印數將近70萬，一共給我開了七千元稿酬。稿酬是按國家規定的最高標準每千字十二元計算的。但是計算方法，和今天的不同。今天是印數越多拿錢也越多；那時候為了“避免出修正主義”，政策是“可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是偏偏“不讓知識分子富起來”，所以出書講“定額”，第一個定額稿酬最高，第二個、第三個，定額的稿酬遞減。每個定額一般是五萬冊，我的書印了十幾個定額，最後的定額，就隻有幾百塊錢了。當時我的月工資還不到一百元，一個擁有一萬元資產的人，就被稱為“萬元戶”；我的稿酬七千元，數量可謂不小了。其實仔細算起來，70萬套書，給七千元稿酬，等於每一套書給我一毛錢。《括蒼山恩仇記》的定價，第一冊是1.15元，第二冊是1.25元，共2.40元。當時圖書的批發價一般是六五折到七五折，上下取其中，一律按七折計算，全部賣出，毛收入是117.6萬元。出版社給我的，其實隻是利潤的一個零頭。難怪我每次到中國青年出版社去，社裏的人都叫我“財神爺”呢。
我寫信告訴娟我的這一筆收入。她來信要我給她三千或五千元。原因是：新建鎮大橋邊有一塊空著的河灘地，有一百多個平方米，因為空著沒用，變成了鎮上居民倒垃圾的地方，一遇到雨季漲水，大量的垃圾就往下遊漂流，鎮領導對此很不滿意。有這樣一個前提，她可以借此機會去申請作為宅基地。當時的政策，生產大隊就有宅基地的審批權。這塊河灘地，不是農田，因為居民隨意倒垃圾，大隊已經多次受到上級批評，許多人都建議蓋一座房子，就可以把倒垃圾的源頭堵死。但是要在這裏造房子，首先需要用巨大的石頭打一堵牆，跟河流隔開，然後在牆內填許多泥土和鵝卵石，把原本是河床的河灘填高，變成和街路一樣高的宅基地，投資量比較大，一般社員出不起這筆錢。如果我能給她三千，她就能在這個地方蓋起一座三層的樓房來；樓下第一層還是店麵房。如果能給她五千呢，就能蓋五層。當時當地，能蓋五層樓的人還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