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日，連續在鳳凰山、焦家坪、五裏鎮三戰三捷，殲敵500餘人，繳槍400餘支。五月二十七日，在吉子現遭受重創，戰鬥失利。六月，遊擊隊主力開赴韓城開辟根據地，遭國民黨第十七路軍馮欽哉部襲擊，退至甘肅正寧麻子掌時部隊減至200餘人。不久，領導成員在行動方向上發生了“南下三原”和“北上橋山”的原則分歧。閻紅彥從黃龍山趕回部隊後，在隊委會上詳述紅軍不能分家道理：認為這是自己瓦解自己，這樣做將會給革命事業帶來嚴重損害。經過討論，決定以正寧為中心，相機向南北兩翼發展，依托橋山創造陝甘寧革命根據地，並推舉他為陝甘遊擊隊總指揮。根據梁掌堡會議決定，閻紅彥派第1大隊北出合水、慶陽；第2大隊南下栒邑、耀縣；他自己率騎兵隊和少先隊在盤克原一帶居中策應。至七月中旬，遊擊隊發展壯大到500餘人，扭轉了韓城失利後的困難局麵。時陝西省省委派李艮來到部隊任政委，他繼續執行“左”的路線，指責遊擊隊領導是“遊擊習氣”“上山路線”“逃跑主義”，要求遊擊隊實行“進攻戰略”。八月十三日，李艮命令部隊對國民黨軍強固據點王朗坡土圍子實行白晝攻堅，部隊遭強大火力阻擊，傷亡甚重，遂撤出戰鬥，轉移至三嘉原。由於閻紅彥對李艮的錯誤進行了抵製和批評，李艮遂成立秘密隊黨委，打擊、排斥、迫害持不同意見者，誣蔑“閻紅彥是反革命”“楊重遠有反革命陰謀”“吳岱峰有反革命嫌疑”，並決定開除吳岱峰，“劉誌丹有錯誤，罰做飯三天”。李艮的錯誤行徑，使部隊人心惶惶，士氣低落。二十一日，國民黨軍追至牽馬原，閻紅彥指揮部隊，與敵展開巷戰，終因寡不敵眾，被衝散。二十四日，在馬欄集結時，僅剩100餘人。陝西省省委撤換了閻紅彥總指揮職務，重派謝子長回遊擊隊任總指揮。
民國二十二年（1933）初，閻紅彥和謝子長一道去上海中央局“受訓”，後派往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四月，受命到熱河前線參加改造綽號叫“老北風八千歲”領導的抗日義軍。五月二十六日，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成立後，受中共河北省省委前線工作委員會派遣，至包頭孫殿英部組織“兵暴”。後因身份暴露，於七月下旬被繳械，逐出包頭。八月初，又秘密返回包頭，對起義做了周密部署，組織了“包頭兵變”，拉出一個團，進駐武川。
八月九日，奉調率部至張北，編入許權中部第18師。不久，又調歸吉鴻昌指揮，改編為特務連，閻紅彥任連長。九月下旬，同盟軍失敗，閻紅彥潛至北平。北方局派閻紅彥再度到孫殿英部做兵運工作，並任士兵委員會書記，他短期內掌握官兵3000餘人。孫殿英部攻寧夏城時，一敗塗地，在十分危急的情況下，閻紅彥不顧個人安危，對組織兵變進行最後嚐試，組織部分黨員，率數百人邊打邊退，後撤至磴口以東沙漠，因人困馬乏、彈盡糧絕，被宋哲元部包圍繳械。閻紅彥逃脫後到天津，被派往河北軍委工作。民國二十三年（1934）七月，閻紅彥受上海中央局委派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向共產國際彙報華北和西北鬥爭情況。後入蘇聯紅軍陸軍大學共產國際軍事研究班學習軍事科學。不久，轉入莫斯科國際列寧學院。
民國二十四年（1935）四月，受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遣，與劉長勝一起攜帶密電碼返回祖國。十二月，在瓦窯堡見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