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聽
世界上最早的竊聽器是我國在戰國時期發明的。《墨子·備穴第六十二》記載道：“今陶者為罌，容四十鬥以上，固繴之以薄革各革，置井中，使聰耳者伏罌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穴迎之。”史學家岑仲勉先生引唐李筌《神機製敵太白陰經》：“地聽，於城中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令人頭覆戴新甕（即），於井中坐聽，則城外五百步之內有掘城道者，並聞於甕中，辨方所遠近。”唐杜佑《通典》引李靖語說：“地聽，於城內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罌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聰耳者於井中，托罌而聽，則去城五百步內，悉知之……有孔城地道聲，並聲聞甕中，而辨之方所近遠矣”。宋代陳規《守城錄》也記載：“聞虜於太山廟穴地道，高廣丈有半，將由景福寺出，公集僚屬議。張斌曰：‘兵法當設甕聽，以無目人司之，知其遠近。’皆此種罌聽之遺法，用瞽目人者，取其用心專一。南宋華嶽《翠微北征錄》記作“缶聽”。
唐代還有一種更簡便易攜帶和更具效果的竊聽器問世。
《神機製敵太白陰經》卷五“遊奕地聽篇”記載道：“地聽，選少睡者令枕空胡鹿（葫蘆形空心枕頭），有人馬行三十裏外，東西南北皆有響應於胡鹿中，名曰地聽，可預防奸。野豬皮為胡鹿，尤妙。”《李靖兵法》卷中“部伍營陣”篇說：“至夜，每陣前百步外，各著‘聽子’二人，一更一替，以聽不虞，仍令‘探聽子’勿合眼睛……令人枕空胡祿臥……則先防備。”明代何良臣《陣紀·技用》說：“令少壯者，枕大空葫蘆，臥幽靜處，人行二十裏外，東南西北皆知之，名之曰地聰。”
由此可知：地聽（或稱：甕聽、罌聽、缶聽）是用來探聽城外有無挖地道之聲；葫鹿（或稱：胡祿、葫蘆、地聰）則是用來竊聽有無人馬行走之聲。用途相同，對象各異，宋代曾公亮的《武經總要》亦有記載。
宋代沈括《夢溪筆談》卷十九又記載了另一種竊聽器：箭囊聽枕。它是用軍士們裝箭用的牛皮箭囊吹足氣後，作臥枕，“取其中虛，附地枕之。數裏內有人馬聲，則皆聞之，蓋虛能納聲也”。沈括不僅描述了“箭囊聽枕”的作用，而且還指出其中的科學道理，即是一種利用聲學效應的共鳴箱。明末時，張獻忠就常用此法“伏路靜聽”，準確掌握了敵軍動向。
在江南一帶，還有一種因地製宜的“竹管竊聽器”，它是用一根根鑿穿內節的細長毛竹連接在一起，敷設在地下、水下或隱蔽在地上和建築物內，進行較短距離的竊聽。
通訊
由於間諜情報必須絕對保密，萬一稍有疏忽，泄露軍情或貽誤軍機，都將造成嚴重的後果。所以古代的情報通訊方法有其獨特之處。清代魏源《聖武記》卷十三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清康熙初年，吳三桂尚未叛清時，奉詔討伐貴州水西土司安坤。吳三桂見敵軍兵眾將精，便下令各路軍隊“於六歸河會剿”，但命令中卻將“六歸”誤書為音近字“陸廣”，結果各路將領不知其意，造成“三路聲息隔絕”，“吳三桂受困二月，糧盡”，岌岌可危。幸得貴州提督李本深從敵方間諜口中得知真相，急忙“整兵入援，困乃解”。魏源對此曾感歎道：“以一字之誤，幾覆全軍，亦史世罕見。可見古大將親治軍書之不可忽。”
為了達到情報的快速、準確傳達，古代約有五種通訊方式。
利用郵驛
早在殷商時代，甲骨文中就有郵驛的記載，一般多作““。周代又稱為”傳“、”館“。春秋戰國時稱”遽“、”郵“、”置“。戰國有”騎傳候“專管情報快速傳遞。秦漢魏晉時稱”驛“。唐時又稱”館“。宋時稱”急遞“。元時稱”站赤“。明清時則稱”郵驛“。
司馬遷《史記》說，舜時曾設置二十二名”納言官“，”明通四方耳目“，”夙夜出入“，專司傳遞情報之職責。西周時的”大行人“、”小行人“和”行夫“都是利用步行或車船傳遞情報。春秋時，又出現了”乘遽“的單騎快馬通信。據《左傳·昭公二年》記載，鄭國子產探知公孫裏叛亂情報後，利用”乘遽“返回都城平叛。當時的”乘遽“和”郵“的傳遞速度極快，正如孔子所比喻的那樣：“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戰國時，又出現了私人間諜情報通訊網，譬如信陵君在魏國情報官急報趙國邊境烽火四起時，穩若泰山地勸魏王不必驚慌，“此乃趙王狩獵也”。可見信陵君有效率很高的私人通信情報機構，能迅速、完備、及時地向他密告情報。西漢初年，淮南王劉安也自有一套通信係統，名義上是互通問候家書，實際上是情報通訊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