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鬥中的步兵
要說許多亞洲軍隊的步兵在交戰時處於混亂之中，那一點也不誇張。中國步兵膨脹到如此巨大的規模，以至於指揮機構最希望做的，就是在大致正確的方向投入相當大規模的部隊，並在適當的時機發動進攻。而一旦進攻開始，步兵通常都是以一種混亂的方式衝鋒，士兵基本上都是單兵作戰。而以斬獲敵人頭顱數目為獎勵基礎的製度，更鼓勵了這種作戰中的個人主義，對形成團隊意識沒有什麼幫助。敲擊樂器和銅管樂器造成的巨大噪音，再加上敵人的威脅，更促成了士兵在進攻中單個行動。當然，步兵士兵確實也獲得一些指引。他們的指揮官每人都有高高樹立的旗幟，引導戰場上的部隊跟隨，而信號旗則發出諸如前進、後撤或是進入防禦位置等指令。
在所有的東方軍隊中，步兵如何在混亂的戰場中識別出其部隊及指揮官，一直都是一個問題。使用旗幟則是保持戰場秩序的最有效的方式。在日本軍隊中，不僅是武士要在背後插戰旗——這為他的“足輕”侍從們提供了一個顯著的方位標誌，“足輕”經常也要在戰場上傳送各種標識。他們中的一些會扛著長條旗，旗杆固定在旗手的腰帶上。這種旗幟表示某位武士就在附近。而一些士兵則有資格在後背豎起“禦馬印”旗，代表一位將軍或是大名。這些任務通常是代表著一種榮譽，但也因此讓旗手送命——這些標記是顯著的目標，會吸引更多敵軍士兵的目光。
軍裝標準化的嚐試曾經有過多次，目的既是要給敵方造成心理上的衝擊效果，也能標明部隊身份。比如，大名井伊直政就讓他所有的士兵——不論是武士還是步兵均身著耀眼的紅漆盔甲。這其中的部分原因，無疑也有大名自己試圖獲得個人榮耀的一種嚐試。其他步兵用來標示自己的方法包括把他們武士的紋章印刻在頭盔或鎧甲上，或是持著上麵印有日本標記的各種小旗幟。
這些做法的複雜性不言而喻，而且在火藥時代，這些標識可能難以在煙塵中看得分明。各種不同種類的樂器——以敲擊樂器為主，但也包括喇叭和號角在內，它們均可以讓士兵們聽到指令。日本人有著專職的步兵鼓手，他們可以從同伴所背的小鼓上敲擊出包含指令的節奏。更大一些的鼓是由兩個人抬的，戰鼓懸掛在一根竿子上，有的甚至是吊在一個大木頭架子上。中國明朝軍隊中有固定在木頭架子上，直徑超過1米的大鼓，這樣的戰鼓由兩個人用像棍子一樣的鼓槌來敲擊。鍾和鑼也得到使用，因為它更高的音律能夠比低沉的大鼓更好地穿透戰場上的喧囂聲。
就如同歐洲軍隊中傳統的鼓手一樣，東方軍隊的樂手們也會使用一套固定的節奏，而每個節奏對軍隊各單位都有著不同的指令。
川中島戰役（1561年）
川中島戰役提供了一個如何在戰場上有效控製步兵部隊的最佳戰例。這次戰役是1553～1564年發生在川中島平原上5次戰役中的一次。這些戰役的交戰雙方是大名武田信玄和上杉謙信（1530～1578年）。戰場位於北部信濃地區，靠近長野城。信濃把交戰雙方的領地，即上杉位於北方的越後和武田位於東南的甲斐分隔開來，而且這裏後來也成為戰國時代的許多戰場之一。武田自16世紀50年代起對信濃的入侵而引發的四次川中島戰役，它們分別主要發生在1553年、1555年、1557年、1561年。而1561年的這次激烈衝突，無論是在規模還是重要性上都讓前幾次戰役黯然失色。1561年8～9月，上杉認為武田正在積蓄力量準備進攻自己，因而先發致人，在川中島部署了大批部隊。他召集了一支1．8萬人的部隊並開始進軍，而留下另一支5000人在更北麵一些的善光寺作為後衛。
雙方軍隊在很大程度上仍奉行武士傳統，在組織上分為武士、騎兵侍從和步兵。其中，被稱為“足輕”的步兵占了總兵力的70％～80％，是戰場上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力量。其中就有火繩槍兵，但是到1561年為止，這種武器的所有潛力尚未被完全認識，而群射的戰術也未達到後來的那種程度。實際上，體現“足輕”的作用主要是來自於弓箭手部隊（火繩槍手是和弓箭手混合組隊以增強火力的）和長矛部隊。
戰略部署對於即將展開的戰鬥十分關鍵。一條南北走向的千曲川河將川中島平原分割開來，並向西流去。川中島平原的四周都是山脈和丘陵，因而占據這些製高點對於意圖獲取戰術優勢地位的軍隊來說至關重要。到1561年時，武田已經控製了平原的東部和南部，並在平原的東南部設立了一個要塞（海津城）作為向平原地區快速部署部隊的前進基地。上杉的直接目標就是要從海津西南麵的雨宮渡安全渡過千曲川河，從叢林茂密的妻女山高地控製海津城。到了9月底，這些目標都已經完成，這樣，上杉就處在了威脅武田側翼的優勢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