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複古勢力”主要是指那些麵對來勢洶洶的西方侵華浪潮，企圖重回閉關鎖國時代，或者一味排斥新事務，竭力倡導以程朱理學思想治國的人。像倭仁就鼓吹傳統程朱理學中的陳詞濫調，說什麼“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反對學習外語，反對學習西方天文算學等。慈禧為了牽製和打擊奕支持的洋務派以及在洋務運動中掌握兵權的漢族新興官僚，有意利用倭仁、徐桐和李鴻藻等複古派。
實際上，慈禧也知道洋務派的富國強兵、疏通對外關係的努力是救時療弊之需，隻是由於擔心他們的實力過於膨脹，不利於自己駕馭，才重用“清流勢力”與之互相扯皮、互相掣肘，自己則便於從中製衡、操縱和控製。
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迫於內外壓力，慈禧太後同意撤去垂簾、停止聽政，由同治帝親政。但貪戀權位的慈禧太後再次玩弄政權手段，迫使同治陷於政治危機，這一花招就是重修圓明園。慈禧在同意撤簾時，要求重修圓明園以便於自己生活。同治也想讓太後遠離自己以避免幹政，就下詔重修圓明園。無奈此時國力窘迫，除戰爭賠款外，辦洋務，建工廠，開礦山，買軍艦，製槍炮，都需要錢。於是同治帝就號召京城官員自願捐資，無奈隻搞到30萬兩，與修園要求相去甚遠。在奕等大臣的強烈反對下，同治帝遂下令停修圓明園，修建中南海和西苑等“三海”。重修圓明園，不僅打擊了同治的士氣，也借此機會打擊了奕的勢力，慈禧給自己的複出和複出後的大權獨攬創造了條件。可謂“一石三鳥”。
在國內矛盾沒有消除、國外侵略勢力急劇膨脹的緊要關頭，一個少不更事、整日遊蕩的少年天子，一個不擇手段、玩弄權術的皇太後，大清帝國的命運何其不幸！同治年間難得的“社會安定”沒有、也不可能爭取到喘息或複興的機會。隨著西方列強在中國站穩了腳跟，更多的侵略者希望在中國攫取經濟和政治利益的時候，隨著國內生存環境的繼續惡化，廣大人民群眾再次揭竿而起的時候，清廷必然走向滅亡。
戲淫亂淫喪命同治時期的重大曆史事件似乎與同治皇帝這個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沒有太大的、直接的關係，這似乎也不是這個6歲登基的少年傀儡天子的錯誤。然而，透過他短暫的一生，通過他並不算短暫的執政生涯，也許我們不僅僅是哀其不幸，還會為其不爭氣而動怒。
同治的一生是不幸的。如果說登上皇帝寶座、生活在帝王之家就算是人間幸運之事的話，也就不會有類似於崇禎皇帝“何為生我家”的哀歎了。六歲就死了父親，對於一個男孩子而言，確實少了一些陽剛之氣的鍛煉，但曆史上也不乏優秀的、成功的男人是在母親（祖母）的教育下成長起來的。清朝的康熙皇帝就是如此。同治帝的不幸在於生活在亂世之秋，生活在一個惡毒得能吃下自己親生兒子的母老虎——慈禧太後的羽翼下。少年不自強，又受製於人，悲劇另類的生活就此鑄就。
同治帝書法
6歲的同治即位後，因年紀尚幼，主要任務是學習，這一點無可厚非。按規定，同治每天象征性地到養心殿坐一坐，算是行使一下皇帝的權力，發號施令的自然是身後簾子裏的東、西太後，這種形式主義也真難為了一個好玩多動的小孩子。從朝堂上下來，他才開始自己的主業，即學習。同治幼年喪父，學習主要由母親來監督管理。這一點與明代的神宗有幾分相似。不同的是，明神宗有一個非常嚴厲、正直的母親，慈安和慈禧太後都沒有什麼文化，既認識不到學習的重要性，指導小孩子學習也不得法。加上她們生活慵懶，缺少積極進步的精神，常在重華宮潄芳齋辦事、傳膳、聽戲，沒有給同治以有益的影響。
缺少積極管束的同治非常貪玩，對學習沒有興趣，“見書即怕”，跟著老師學上三、五個月也沒什麼長進。老師們就直截了當教他如何看奏折、把握要領，處理政務，但同治極不用心，對學習全然不感興趣，“精神極散”。課堂上，他常常調皮搗蛋，“無精神則倦，有精神則嬉笑”。師傅們對這麼個小皇帝訓也不行、打罵和體罰更是不敢。也曾試著給他找幾個伴讀，一來幫助提高學習興趣、互相激勵、彼此切磋，二來代其受過，起到“殺雞嚇猴”的作用。但這些方法用盡，效果也不明顯。所以，到了十七、八歲親政的時候，同治竟然連“奏折未能讀”，甚至連最基本的《大學》還不能熟讀。
從六歲至十七、八歲的十幾年間，這位至尊的小皇帝在皇宮裏除了應景式地上上朝堂，象征性地聽一聽師傅應付差事般地講解，其他事情就是吃喝玩樂，遊戲人生。我們甚至不知道同治從兒童到少年是如何轉變的。他的生活一直處在他的母親慈禧太後的操縱之下。慈禧太後是一個個性極強的女人，誰不順從她就要遭殃，他的兒子同治也不例外。這突出地表現在同治的選後和他的家庭、夫妻生活方麵。
同治十一年（1872年），16歲的同治到了大婚的年齡，兩太後著手為他選妃。不巧的是，慈安皇太後喜歡侍講、蒙古正藍旗崇綺的女兒阿魯特氏，慈禧皇太後則喜歡員外郎鳳秀的女兒富察氏。兩宮太後意見不一，遂由同治自己來決定。同治選定了阿魯特氏為皇後，同時冊立富察氏為慧妃。同治及皇後的不幸也由此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