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錢先生晚年，有西方學者因欣賞錢先生的作品而求見他，於是就引出了錢先生那句有名的話：“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不錯，何必還要認識那下蛋的母雞呢？”這話後被人不斷引用，尤有不少錢迷們奉此語為“錢氏智慧”的典型。其實，這句連楊絳女士也覺得“既欠禮貌又不講情理”的話，不要說智慧，就連機智也談不上，隻是俏皮而已。錢先生是聰明人，但常常喜歡賣弄一下，似有看著別人因此尷尬而由此得到滿足的習慣。如錢先生曾以譏嘲的口吻對一位想研究他的美國學者說，我的書你看得懂嗎？這種看似清高，但多少有失厚道的自我表現，確實不是一個知書達理知識分子所該有的言行。這與弘一法師那種雖個性“娟介”，但待人始終誠懇；即使“厲”卻不乏“溫”的態度，在人格上還是有得一比的。令人遺憾的是，像錢先生這般在禮與理上都極為不合的言行，竟然都被社會上一班缺智少見者以為是為國爭光，為我民族揚眉吐氣的“豪言壯語”，更還有不少仿效者。實在有失禮儀之邦的臉麵，真是枉讀聖賢書了。正由於此，筆者覺得有必要多花些筆墨。
知人論事，這是人們互相交往，深入了解的基本方式。孟子說：“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孔子也談起過他曾經因不注意言行之間的關聯而得到的經驗。或以為，欣賞理解文學作品，唯以文本為依，除此之外，都是不必計較的。實則，作家與作品通常是不能隔離的。當代作家，《白鹿原》的作者陳忠實對記者說：“關注作家，無非是因為他的作品。”關注作家，就是因為他的作品；把握作品，就需要了解作家。在文學史上，不乏有因對作家了解的不夠而無法準確理解其作品，甚至發生誤讀的實例。近在《上海書評》（2010年7月11日）上讀到一篇題為《奧康納為何如此“邪惡”？》的文章，作者通過美國作家奧康納短篇小說集《好人難尋》長期被人誤讀的實例，為我們說明了脫離作家本人而談論其作品必然會出錯的道理。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找來一讀。可見，“蛋雞之喻”從文學欣賞的角度也是不能成立的。
現在這個社會，成名好說話。錢鍾書先生在當今大陸知識界讀書界地位尊極，似無有出其右者。他讀書多，知識淵博，因此而得到一分尊敬也是應該，但也僅此而已。至於有把他視為道德學問的標杆式的人物，就完全不相應了。其實，錢氏本人似並無將道德學問作為一自覺的意識，也沒有以此為標榜，甚至他對道學還帶有不屑，時有嘲諷。所以，我們本沒有必要在這方麵從一個高的標準來要求他。問題是有既好事又好心者不斷將他“炒高”，把那些與他並不相應的正麵價值的東西都湊著整合在他的身上，將知識-學問-道德作一個等同的邏輯排列，這就必然給價值世界帶來混亂。從道德層麵上批評錢鍾書先生那些欠妥的言論沒太大的意義，這個社會有比它更值得我們重視，更為嚴重的問題。但有人把錢先生的地位拔高了，甚至將那些負麵的事當作正麵的來發揚，這就促使筆者不得不把這類問題置於一大的背景下，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予以分析。尤其是當我們把錢先生與弘一法師作一比較，則更能發現究竟什麼才是我們真正該發揚的，同時讀者也會理解為什麼筆者在正文之後，還要補上如此長的一段注文。畢竟，談論人格、道德及其意義原就是本文題中應有之義。尚，而重視佛學也。”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應該說，勝義居士的這個推斷是能夠成立的。同理，我們的推斷應該也能成立。事實如此，不要說因弘一法師而學佛，就是在弘一法師的感召下，出家學律的也不乏其例。參見慧田：《我虔念著弘一大師》，載《弘一大師永懷錄》。這就是本文所提出的弘一現象的體現，也就是人（僧）格作用的體現。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不像夏先生最後從佛法的角度分析弘一法師出家的原因乃“夙願使然”那樣，也說夏先生及勝義居士等之能親近佛法是宿世所修得的福德因緣。這個解說當然沒問題，反映了夏先生在學佛多年後對佛教的認識已非當年可比。但所謂因果甚深，一般人卻難以信受，要講清這個問題還得另花筆墨。為免生枝節，在無礙佛理的前提下，由契機的角度闡發，直接從現實生活中的善因緣角度予以說明，處處對應著時代的問題，對應著人生的問題，由凸顯弘一法師人格的力量，強調自身修養的重要，申明人能弘道之理，這即與本文的主題相扣，也是本文的主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