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先生原來不信佛，據他自述，“自從他（弘一法師）出家以後，我已不敢再毀謗佛法了”，可見夏先生曾經對佛教少恭敬，有過“毀謗佛法”一類的言論。現因好友選擇了學佛之路，卻突然變了，變得“不敢”了。因何不敢，夏先生沒說，想最初肯定也不會是怕“報應”，怕“背因果”這類對佛教有全幅信仰的原因。因這時的他對佛教的認識似還沒有根本性的轉變。所以，這種“不敢”更多的是一種由“敬”而來的敬畏之情。而此敬畏之情的生發，也並不是來之於對佛教的信敬，實乃多年來一直為他所敬重的好友歸入佛門，促動他不由得要重新去省視佛教了。不僅如此，原來對佛教沒有任何信仰的他，在李叔同先生出家之初與李相見話別後，竟然“和他約”，要“盡力護法”，一下子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由原來的謗佛，變為“護法”，這一轉變不可謂不大。而這個轉變，就“對於佛法見聞不多”的夏先生來說，肯定不是出自於通過學習佛法，由對佛教真正有所了解的結果，否則的話，他最初就不會有那種“俗人的見地”：對好友的出家深感不安與歉疚，常常自責，“一向為這責任之感所苦”了。事實上，夏先生最初做的“護法”工作，主要也隻是做弘一法師個人的護法。再後來，夏先生又在弘一法師的“督勵”下，開始“親近佛典”，懂得佛法之“不可思議”，理解弘一法師出家實乃偉大之舉，是他的“福德”，是眾生的福報。至此，夏先生儼然已是位有正知正見的學佛居士了。很顯然，夏丏尊先生的轉變及一步步的深入，其背後都有弘一法師有意或無意的推（促）動在起作用。而這種推（促）動，如沒有弘一法師的人格為“後盾”的話，我想是不可能有這麼大的力量的。
或以為，這樣的推斷有直接的根據嗎？那我隻得老實告之，沒有。但理由還是有的。在此，可舉一則實例作“旁證”。
《弘一大師永懷錄》中有一篇署名勝義題為《記弘公與餘之因緣》的文章，是文開篇伊始即謂：
餘記得十餘年前，在中學肄業時代，思想隨科學潮流遷移，認學佛這一件事情為迷信。及在某雜誌讀弘一法師在俗時的一般書畫詩詞作品，觀玩仰慕不已……知為風流不羈之名士，使餘覺得佛學必有大學問在焉。不然，何以引起當世所推崇之一代才子，決然出家……此餘對佛學之開端注意……
以佛教為迷信，這是20世紀以來一般自以為受過所謂的現代科學教育者所通有的偏見，這位勝義居士原先也不例外。那時，他不僅對佛教一無所知，連弘一法師也不曾相識。然就是因“仰慕”弘一法師在俗時的文學作品，繼而循著他所仰慕之人的足跡，開始留意佛教拜閱佛典，又“私心渴仰”，切盼著有機會親近法師，最後終於遂願，並皈依佛門（勝義之名即為其皈依佛門後由弘一法師所取）。整個過程，就像一次朝聖。朝聖原為天主教名詞，後泛指一般的向往神聖的活動。本文使用這一詞語，取意於20世這相比夏先生之對弘一法師在人格上有真切的感受要間接得多，但結果卻無二致，這不是很能說明問題，也很值得玩味嗎！文中，勝義居士還根據自己的經驗進一步推斷道：“諒世人不少如餘因弘公之為和
紀西方著名女思想家蘇珊·桑塔格的小說《朝聖》。小說中，女主人公因仰慕大作家托馬斯·曼，在熱心女友的幫助與推動下，終於實現了一次朝聖般的與大作家的會麵。多年以後，女主人公自己也成了一名作家。回顧當年，她說：“我現在仍然能感覺到自己從令人窒息的童年中解放出來時的興奮和感激。是敬慕之情解放了我……它使我……看到在我的麵前還有一片很大的空間……我的前方總是呈現著一條滿足的地平線，敬慕的喜悅載著我不斷向它前進。”由對作品的熱愛而生對作家的仰慕再進而得以麵謁作家本人，從而使“朝聖者”有了一輩子被某種力量推動著的感覺不斷前進。桑塔格把這樣一個過程喻之為朝聖，一點都不誇張。筆者之所以要借小說家言，其實還有一個更想表達的意思，就是要對錢鍾書先生那個著名的“蛋雞之喻”予以評說，指出出現在我們這個時代中的一種值得重視的不好風氣，再通過對兩種不同類型知識分子的比較，回歸到文章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