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聖賢，其在道德操守與人格魅力上必有其超於一般的過人之處。必須指出的是，說超於一般，並非意味人性存在高低的差別，有什麼本質的不同。人格的煉就與高低，關鍵在於每個人的修養。至於人格所造成影響的大小，雖然端賴各人的人格特性決定，但與由各人不同的人生經曆而帶來的不同因緣，毫無疑問也是有著莫大之關係的。這一點我們從弘一法師身上，即從“弘一現象”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有關“弘一現象”的形成，筆者曾在《從李叔同到弘一法師》一文中已有過具體的介紹，本節不再細論，在此略加概括後，即引到人格與僧格及道德示範的意義與作用這類話題上來。
在今天這個所謂的去精英化、非道德化時代，純粹談論道德談論理想人生問題好像已經落伍，甚至有點可笑了。功利與勢利相糾結，世人對價值問題的考量，無不受到私利的糾纏或功利的幹擾，即使偶有將之與道德相結合者，不是被歸為另類，就會以為是迂腐。但正是那種價值理想的貶值與道德的缺失，恰恰是當今社會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正因為在這樣一個價值幾乎完全失衡的社會，筆者認為就更有必要談談“人能弘道”即道德人格的時代意義這個看似不適時宜的話題。好在“弘一現象”生動實在，具有典型意義，這對於我們正麵認識這類問題無疑具有很大的幫助。
前麵已經說過，在晚清民國眾多高僧中，弘一法師之受到世人特別的推崇，乃是與弘一法師特殊的人生經曆有關。年輕時的李叔同先生風流倜儻，才華出眾，儼然是一位翩翩佳公子，中年出家，所謂“絢爛之極，歸於平淡”，一時間自然會成為社會熱議的話題；又因為弘一法師出家後所選擇的是一種與在俗時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這就更容易引起世人的關注與好奇；更由於，出家前弘一法師的生活經曆豐富且多彩，各類因緣也較多，同時又有較長一段時間從事文學藝術活動與教育事業，成就斐然，影響廣泛，尤其是知識階層對弘一法師的青睞，他們的價值取向往往能引領時代，更使這位選擇遁世修行的高僧竟成了“公眾人物”；當然，最主要的還是弘一法師本身道德修為的非同一般，他的人格光芒，贏得世間各方對他一片讚歎聲，任誰都視弘一法師為道德之典範，實乃實至名歸。
出家後精研律學，處處自律的弘一法師，其在教內受到敬重自是理所當然，對此，我們先可以從兩位與弘一法師同時代的一等一的高僧對法師的評介得到說明。如對現實佛教之不足多有批評，法眼犀利的太虛法師在弘一法師五十壽辰時曾偈讚道：“聖教照心，佛律嚴身。內外清淨，菩提之因。”後在弘一法師六十壽辰時，太虛大師複將此偈再書以相贈；一師圓寂後，虛大師又作內容類似的讚誄。而向來不與人客套、苟且，也不輕許他人，以謹嚴著稱的印光法師，也曾在與弘一法師書中稱讚道：“座下勇猛精進，為人所難能。”又據前輩鄭頌英居士所記，他曾到某寺院參見一位叫定華的法師，當那位法師“談到當世的律學久廢，真是痛哭流涕，而提起弘一大師，則又敬慕五體投地”。這條極其普通的記言，為我們揭示了，即使有像弘一法師這樣的宗師出現，但末法時代戒律鬆弛，僧不像僧的現象依然十分嚴重，此鄭頌英老居士生前也曾多次這樣對筆者說過。同時它反過來說明了為什麼弘一法師在佛教界地位如此得崇高與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