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作為一代高僧，在道德世界裏，我們把弘一法師視為具有標杆性意義的人物，其影響顯然不僅僅隻是限於教內。事實上，弘一法師舉手投足，一言一行，在教外“俗人”的眼裏，也是備受關注，乃至激賞的。如蔣維喬先生回憶有一次他在上海與會應慈老人的講經，“某日有一山僧翩然蒞止，體貌清臒，風神朗逸，餘心異之；但在法筵，未便通話。歸而默念，莫非弘一法師乎？既而會中有認識法師者，告我曰是也”。蔣先生乃民國大學者，眼界當非泛泛，而天下出家人何止千百，為何蔣先生見有風度超然，令人神往者，卻獨獨會推測為是弘一法師呢？這種想象，其中所透出的消息自是不言而喻的。
再看葉聖陶先生那篇廣為流傳的《兩法師》。葉聖陶先生乃文章高手，在文中提到印光、弘一兩位尊者時，用語相當恭敬與嚴肅，但在字裏行間對弘一法師似流露出更多一份親切與敬慕。文章寫到，在一個晴秋的午前，好些人在豐子愷先生的引領下與弘一法師相會，在座的一些人，有法師的舊友或學生，而作者則是與法師第一次見麵。但不論舊友還是新識，大家都“默然不多開口”。剛開始，作者還有點不習慣，以為這是由於“僧俗殊途，塵淨異致，而有所矜持”。但很快他就感到，這是一個特殊的會晤，能與弘一法師靜坐相對，“言語是全不需要了”，那種“恬然的靜默”，實在有一種“難言的美”。正是在這種別樣的氛圍中，在弘一法師那種特有的光風霽月般的風光朗照下，作者受到了感染，好似靈魂受到了一次清洗，感到似有一種朦朧的悟啟，使他多少領略到法師的“健康”、“安詳”與“境界”。這是否就是一種人格魅力的無言感召？
還需要指出的是，蔣維喬先生是位哲學家、教育家，他對佛教既有了解，又有信仰，曾寫過不少在當時很有影響的佛學著作，他獨獨對弘一法師多有心儀，這似乎就有點不太一般了。葉聖陶先生是位文學家、教育家，他對佛教沒有信仰也無甚了解，他在拜見印光法師之前雖然對“這名字知道很久了”，但並不認識佛教界的這樣一位高僧；而對弘一法師，則是先由知道李叔同先生，而後“知道李先生現稱弘一了”，才“不免向豐子愷先生詢問關於弘一法師的種種”，並“十分感興趣”了。這兩位都是民國時代很有影響的知識分子，從中我們似可看出弘一法師在俗界的影響及來由。
然對弘一法師而言，他之被視為道德的楷模，自己卻無絲毫之刻意，也不假任何之聲勢。一如東晉名士習鑿齒在與謝安書中盛讚東晉高僧道安，揭示其僅以個人的道德領袖群倫之特點所說：“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群小之參差。”都是純以個人的道德學問與人格魅力，而得到緇素共尊，真正體現了一種道的價值與力量，實如俗話所說的“有麝自來香”。有所不同的是，去古日遠，世風墮甚，雖說與今天相較，弘一法師的那個時代尚不失可愛，也不乏對道德之追求者，但近代社會的鄙薄之氣已漸趨形成。這就使得像弘一法師這類高僧大德的出現變得更難能可貴，更值得發掘、弘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