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認識弘一法師的維度清末民初，是中國曆史上一個非常的時期，即所謂中國社會經曆著數千年未遇之大動蕩、大變局，傳統的一切都受到了衝擊與挑戰，整個社會失去了中心與重心。然而，曆史往往就這樣充滿著吊詭，在一個價值失衡的時代，卻最會出現那些具有標杆式的，能引領或至少能給出世人一個價值理想世界的人物。同時也最能受到社會的關注與敬重。對於這一特點，雖說話常帶尖刻，但也常不乏深刻的魯迅說過：“人必有所缺，這才想起他所需。”這好似有點像生理醫學上缺啥——需啥——補啥的現象。這也確實解釋得通，因為人有兩麵性，雖然一方麵有惰性，另一方麵無不或顯或隱地有希聖希賢的向上之心。這就好比一般人雖然認為做英雄代價太大，但還是會崇拜英雄，而不會自甘墮落地去當強盜；雖然覺得聖賢遙遠，但還是會以聖人為崇高，決不能沒有是非地去追隨惡魔。人心向善，人心本善；良知乃人所固有，眾生皆有成佛的可能性。這非浪漫的理想主義，更不是一種美好的預設。不必講太深奧的道理，試想，如果我們人類自己對自己都沒信心，那麼我們有關此類問題的討論還有何意義，我們今天來紀念弘一法師又有何必要——一切都是白搭。
回到有關時代的話題上來，晚清民國思想文化界可以說是大師如雲，名人輩出。相比俗界，佛教界同樣也呈現出一種興盛的景象，名僧高僧特多。然即使如此，弘一法師仍可視為佼佼者；不僅如此，弘一法師幾無異辭地受到僧俗兩界的尊重，在佛教界也是不多見的——甚至可以說絕無僅有的。正由於此，我稱此現象為“弘一現象”。筆者曾在一篇也是談弘一法師的文章中提到過同時代幾大高僧各自在社會上受尊重的原因及其特點，並因此而說明“弘一現象”的存在與緣由。現再可結合《弘一大師永懷錄》中的有關文章補充一點這個話題。
在弘一法師當時乃至以後直到今天，社會上有將弘一法師與另一同時代的名僧蘇曼殊相提並論的。如在弘一法師圓寂後有一位文人（又是學者）陳祥耀先生在一篇題為《紀念晚晴老人》的文章中這樣說過，對於晚晴老人（弘一法師），他是懷有“虔愛”的，其原因不在於好佛，因為他一般是不問“所謂‘正統’的，抑或‘外道’的”，他之“推服著佛門的三個法師（太虛、弘一及曼殊）”，全是因他們的才學而定。然這樣的理由有其不相應處。雖說每個人的價值觀各有不同，對人與事的喜好也各有標準，但既然說的是法師，是佛門中的人物，自當首先就得從所論對象的身份為依。太虛大師作為一個劃時代的高僧，雖然他在當時佛教界內部可以說是位有爭議的人物，但其對佛教的貢獻與在佛教中地位是無可比擬的，這一點在教內外一般也不予懷疑。在民國時代就已有將弘一與太虛同列為四大高僧中的人物，相提並論，自是有其一說的。
至於蘇曼殊，弘一法師在俗時與他有交往，並曾同為南社的骨幹，柳亞子先生稱他倆為“南社兩綺人”。據說曼殊在創作《斷鴻零雁記》時也嚐就正過李叔同，先生對之還加以潤色（按：《斷鴻零雁記》最初即發表在《太平洋畫報》，時李叔同在此報館任編輯）。又，李叔同與蘇曼殊都曾在《太平洋畫報》發表過作品，當時即有“雙絕”之譽。總之，他倆在文學藝術上的造詣與成就確有一定的共同性與可比性，此所以在民國時候有“方外二傑”之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