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公而忘家，一心力國。如西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六擊匈奴”，其赫赫戰功深得漢武帝的重視。據《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記載，在河西之戰後，漢武帝為了表彰他的戰功，特意在京城長安為他修建一所華麗的住宅，叫他去看看是否滿意，霍去病謝絕漢武帝的美意說：“匈奴未死，何以為家！”這清楚地表明，霍去病在敵人還沒有消滅前，決不能先為自己的家事打算。他這種為國忘家的崇高精神，使漢武帝深為感動，更加器重於他。霍去病不幸病逝後，朝野悲慟，漢武帝特命將其墳墓安置在自己的墓穴旁邊，並將其墳墓建築成祁連山那巍峨的形狀，以表彰霍去病功高如山的偉績。
其四，身體力行，平以律己。如嶽飛在治軍上嚴以律己，是有口皆碑的。他身體力行，嚴守“四不”：一不貪財，二不愛色，三不娶妾，四是山河未複滴酒不進。這“四不”格言，在當時的封建社會“人為錢死”、“官吏多是三妻六妾”的環境之中，真正做到那是難能可貴的。有人問嶽飛，天下何時太平？他回答說：“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在主將的感召下，“嶽家軍”秋毫無犯，“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所以深得民眾的愛戴和支持。金兵畏其軍威，紛紛傳言：“撼山易，撼嶽家軍難。”
因此，隻要將帥“先之以身，後之以人”，時時身先士卒，處處為人師表，才能帶出一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軍隊。我們現代指揮員應從“先之以身，後之以人”的治軍謀略中受到啟迪。
在論述了這兩層關係之後，孫臏又論述了第三層關係：“發者，主也。”把君王喻為射箭的人，又形象地說明，箭好，弓也好，假如射箭的人不懂得如何射箭，就不能射中目標。孫臏又明確指出，和射箭的道理一樣，當士兵配置得當，將領也團結合作，君王若是不能正確指揮軍隊，便無法戰勝敵軍。
所以說在行軍作戰中“士”、“將”、“君王”三者的關係是很重要的，缺一不可。兵要配置得當，能服從命令；將要善於用兵，能於兵同心協力；君王要有正確指揮軍隊的能力，這樣的軍隊才是強大的軍隊。
在企業中，企業組織結構實施是戰略的一項重要工具，一個好的企業戰略需要通過與其相適應的組織結構去完成，才能夠起作用。實踐證明，一個不適宜的組織結構必將對企業戰略產生巨大的損害作用，它會使良好的戰略設計變得無濟於事。因此，企業組織結構是隨著戰略而定的，它必須按照戰略目標的變化而及時調整。在戰略運作中，采取何種組織結構，主要取決於企業決策者和執行者對組織戰略結構含義的理解，取決於企業自身的條件和戰略類型，也取決於對組織適應戰略發展標準的認識和關鍵性任務的選擇。
美國學者錢得勒曾經指出：戰略與結構關係的基本原則是組織的結構要服從於組織的戰略。即企業戰略決定著組織結構變化的類型。這一原則指出企業不僅能從現有的組織結構中去考慮戰略，而且應該從另一視角，即根據外在環境的變化去製訂戰略，然後調整原有的組織結構。
一般來說，從相對穩定時期的企業組織結構來劃分，組織結構包括職能專業化、區域組織、事業部組織、戰略經營單位、矩陣結構和橫向型結構6大類。換而言之，這僅是從靜態區分出來的。如果從企業發展的角度，即從動態上來看，企業處於不同的發展時期，必將會采用不同的組織結構。企業結構也一定是隨著企業的發展過程而不斷的推演、創新，從而尋求到最佳狀態。因此，我們理解企業組織結構的戰略含義，不能局限於其靜態時的幾種形態，更重要的是從企業的發展動態過程中來理解其演變過程，及在不同使其表現出來的複雜的曆史形態。隻有這樣，才不會被一時的表麵現象所迷惑，而能使我們在複雜的過程中更準確的把握企業組織結構的動態變遷，這才是真正的更深的戰略內涵。
企業組織戰略調整的內容，與企業組織戰略相適應的組織結構工作包括三方麵的內容：
一、正確分析企業目前組織的優勢和劣勢，設計開發出能夠適應戰略需求的組織結構模式。
二、通過企業內部管理層次的劃分、相應的責、權、利匹配和適當的管理方法與手段，建立起確保戰略實現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