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們多次提到的，如盛祖嘉、沈仁權、劉祖洞、施履吉、王凱基、陳石根、庚鎮城等，就不用贅述了。此處再舉一例以證之：1957年，廣東省仲愷農校二年級有位名叫曾溢滔的學生，因在報上讀到有關青島遺傳學座談會的報道，從而對遺傳學發生興趣，並試著寫信給談家楨，表達了自己想到複旦大學學習的願望。辦事認真的談家楨很快寫了一封信給農校的領導：“仲愷農校負責同誌：
根據您校三年級應屆畢業生曾溢滔同學幾次和我的通信，知道他有熱切要求繼續深造升學讀書的願望。他具有熱愛科學的精神，尤其熱愛遺傳學。同時他對遺傳學也具有一定的認識，一定的獨立見解和獨立思考能力。就他現有的學曆，能有這樣的水平是很難得的。因此我覺得：假如你們允許有少數比較優秀的青年在您校畢業之後，可以繼續升學，報考大學讀書的話，則曾溢滔同學在學業知識（至少就我所了解的在遺傳學方麵）上是很優秀的。請你們給予考慮的機會，假如你們同意他可以繼續升學，則他來報考本校，我是十分歡迎他的。本係從下學期起已決定開設遺傳學專業。
此致敬禮生物係談家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二日”為示慎重，談家楨還特地在信末蓋了章。
由於談家楨的聲望，廣東省農業廳果真同意了曾溢滔“破格”參加高考的要求（按當時規定中專畢業生須工作三年後才能報考）。
但事情還沒完，因當年複旦大學隻限在華東地區招生，曾溢滔是廣州地區的考生，怎麼進複旦呢？於是談家楨再跑，征得上海市招生委、上海市高教局領導舒文同誌等的支持，再次破例將曾溢滔的考卷調到上海批閱，這才讓那位成績優良的考生如願以償，進入複旦大學生物係學習。幾年後，曾溢滔又考取複旦大學遺傳學研究所劉祖洞教授的研究生，攻讀人類遺傳學。
一個從事遺傳學研究的人才，就這麼七拐八彎地脫穎而出了。
40年後曾溢滔回憶舊事，滿懷感情地說道：“一位名教授，對於一名素不相識的中學生的求學願望竟能如此熱情相助，由此可以看出談先生品格之高尚。”
對於師生的禮數，談家楨也有著中國式的講究。對自己的老師，如李汝祺，執禮甚恭；對學生，哪怕是十分熟悉的，也苛之甚嚴。
1980年中國遺傳學會成立時，對於第一屆理事會理事長一職，李汝祺先生曾竭力推薦談家楨出任，但談家楨堅辭不受，認為“李汝祺老師是我國遺傳學界的老前輩，無論在學識上，為人上，都堪為我們楷模，擔任理事長之職是順理成章，眾望所歸。”自己則“一定協助李老師工作，做一個好助手。”
曾溢滔在複旦念到二年級時，利用暑假留校搞科研。有一天剛走進生物樓二樓走廊，便聽見“談先生在厲聲批評一位老師。原來這位老師未征得談先生同意就允許我在果蠅遺傳實驗室飼養家蠶。見到我，談先生火氣更大了，要我立即把家蠶搬走。我告訴他家蠶已飼養到四齡，還有幾天就可吐絲結繭了。但他還是堅持己見，沒有半點商量餘地。我當時真埋怨他不通人情，隻好把家蠶搬到宿舍，養在放暑假回家的同學床鋪上。後來當我把這篇家蠶研究論文送給談先生時，我發現他已經把這件事給忘記了，但我卻從中體會到了談先生對實驗室管理之嚴格。”
俗話說“身教重於言教”，這件事對一個學生的教育效果是顯而易見的。成年後的那個“我”——曾溢滔“對實驗室的管理之嚴也是出了名的，並被多次作為典型經驗總結介紹。回想起來，正是談先生給我樹立了榜樣。”
全國政協委員、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趙功民自上世紀80年代起就與談家楨接觸，對談家楨了解很深。他說談家楨：“至今仍改不了‘鄉音’，說起話來一口濃重的‘寧波官話’。”這是確實的。90年代初，談家楨應邀在寧波作演講，他一上台便說：“今天我可以大顯身手了！”台下的觀眾一愣，不知這位大科學家說的是什麼意思。隻聽談家楨接著又說：“我在國外宣讀科學論文，隻能用英語；在北京為中央首長作講座，必須用普通話。隻有今天，麵對老鄉，我可以講寧波話了。”這一開場白，引來了一片掌聲。作為一名寧波人，談家楨這一生走南闖北，足跡遍及世界；論地位，也屬國家級的人瑞，但不論身處何地，位居何職，那一份濃濃的鄉情，總是揮之不去。1980年9月，他應《浙江日報》之約，著文《人老誌未衰》，一開頭就說：“我家有兩把竹椅子，這是我父親給我留下來的惟一遺產，雖然它們已經曆過幾十個寒暑，但仍然結實牢固，油光鋥亮，而且不蛀不壞。看上去還很新呢！我曾多次指著這兩把椅子向友人讚揚浙江的竹器好。我經常坐在椅子上看家鄉親戚給我寄來的書報雜誌。”
“文革”後的1972年5月，他特地將前妻傅曼芸的骨灰送回家鄉寧波寶幢安葬，因為“這位跟了我大半輩子的得力助手，也是浙江寧波人。”
1986年，家鄉的寧波大學聘他為名譽校長，他愉快地答應了。
談家楨對故鄉寧波以及寧波的慈城鎮，一直銘記於懷，難以忘卻。他晚年回憶說，抗戰時期，自己在是否隨浙大一起西遷的問題上是有過思想反複的，“我並不是怕吃苦，而是放心不下年邁的老母親。”第二年夏天，他又返回寧波老家，想接母親去學校駐地，同甘共苦，度過國難；但老母年老體弱，又十分眷戀家鄉寧波，多次勸說無效，所以隻能再度揮淚辭別母親，離開寧波。這一去就是好幾年，但心中是一直記掛著家鄉寧波和慈愛的母親的。1942年中秋，母親不幸病故，他又無法回家鄉奔喪，所以這就成了談家楨一生中最難以釋懷的深深的痛。
1991年底，按照江澤民總書記的指示，有關部門為20名教授拍電視專題片。談家楨和邱蘊芳夫婦隨著上海電視台攝製組回故鄉寧波拍攝。家鄉江北區的一位科委主任見到談老，先敘鄉情，再問能否為家鄉做點貢獻？談家楨笑著回答說：“好咯好咯，你們盡管到複旦來找我好了！”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慈城有位名叫王康林的殘疾人，上世紀80年代搞過酶標免疫試劑，算是同生物搭點界。1991年他又搞了幾個生物項目，如口腔保健藥爽口露等，12月份便讓那位科委主任陪著，真的去上海找談家楨尋求合作了。談家楨非常熱情地接待了這幾位家鄉來客，又讓複旦大學幾位教授陳石根、周潤琦等出麵接待。“因為談老打了招呼，所以我們的洽談非常順利。”王康林至今回想起來仍是心存感激，非常慶幸。
第二年的7月6日，王康林在上海賓館召開產品鑒定會，83歲的談家楨前來出席助陣，這不僅令王康林感動萬分，也令與會的專家們備感榮幸。
王康林新開發的一隻產品生物酶，許可證必須去衛生部審批，省衛生廳希望報批材料中能有像談家楨院士那樣的權威人士所寫的鑒定書。王康林來到複旦大學，先探探陳石根教授的口氣。陳教授說：“談老好像從未寫過此類材料，要不你自己直接去找他彙報一下？說不定家鄉人，談老會幫忙。”王康林真的帶了許多檢驗材料去談府拜訪了，結果受到談老熱情接待，並認真負責地為他寫了鑒定書。按規定，寫這種專家鑒定是要付費的，王康林想按常規辦理，但談家楨堅辭不受，這令王康林既感動，又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