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15日，談家楨90誕辰。
90華誕，加上執教70周年的紀念，全國各地，有多少學生在惦記著先生。早在一年前，根據民間“做九不做十”的舊例，就有許多人在忙著要為他召開隆重的慶祝會，他的老家，寧波市江北區的區長、慈城鎮的鎮長等，更是準備帶著壽禮要去上海為他祝壽。
但是那一年，長江發大水，多少同胞遭災，居無定所，所以一向關心國事的先生發話了：不要為我祝壽啦，將那些錢省下來，統統拿去抗洪救災吧！轉眼到了國慶節，寧波的家人——他妹妹談惠敏、外甥傅序剛一家，到上海來為他祝壽來了，他很高興，就自己花錢在飯店擺了一桌，熱鬧了一回。
最後，就隻有1999年9月15日於複旦大學舉行的“談家楨星命名暨摩爾根·談國際生命科學中心”揭牌典禮，算是一份給他的最好的慶賀了。
當然，也不僅僅是慶賀。這個由談家楨擔任名譽董事長的生命科學中心的成立，主要還是為了體現科研機構管理運作的國際性以及所從事的科學研究的前沿性。
這也正是談家楨畢生所追求的。
杜甫詩：“人生七十古來稀。”這句話用到談家楨身上是完全不對了。馮友蘭說：“何止於米”，用到談家楨身上也不對，因為他早已精神抖擻地越過了“米”（八十八）的階段，下一步更要像同一時代的北大教授季羨林那樣，要“相期以茶”了。
在談家楨身上，看不到單單因為時光流逝而留下的衰老的痕跡。他總是在思索，在為教育改革、為生命科學而籌劃，而行動。
僅從收錄在《基因的縈夢》一書中的幾封信裏我們就能看到這一點：1995年10月，就有關教育體製的改革等問題，他寫信請曾慶紅轉呈李嵐清副總理。那一年，他86歲。
1996年，為促進“摩爾根·談家楨國際生命科學中心”成立，他打報告給國家科委、教委，上海市科委、教委，複旦大學校長辦公室。那一年，他87歲。
1997年7月18日，為我國基因資源的保護，他請黨中央辦公廳主任曾慶紅轉呈江澤民總書記一封建議信。那一年，他88歲。……
也就是說，歲月可以在他的臉上留下皺紋，卻無法在他的心靈上刻下任何痕跡。
那是因為他始終有著一種對理想的執著和追求。
這個理想，就是祖國的遺傳學事業，就是教育，就是科研，就是實踐。
也正是因著他在這些方麵的卓越貢獻，社會給了他眾多的榮譽和較高的地位——他是中國科學院的院士，生物學部的委員以及中國科協的常委；他是五屆、六屆、七屆全國政協常委，上海市人大副主任兼教科文委的主任委員。
他還被選為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的副主席，上海市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現在則是中國民主同盟的名譽主委。
1983年，他的母校，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授予他以“傑出校友”榮譽獎狀和獎章，銀光閃爍的獎章上鐫刻著這樣的格言：“真理將使你獲得自由”。
同年，他被推選為國際遺傳學大會副會長，同時又被聯合國科學技術發展中心等多家機構聘為委員。
1985年2月24日，談家楨收到一封發自美國的電報，發報者是一個名叫羅森布裏希的院士，美國科學院的外事部主任。
那是一份賀電，賀電上告知談家楨：由於您在科學上的傑出貢獻，您已被選為美國科學院的外籍院士。
在我國教育界獲得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稱號的，談家楨是頭一個。
也是繼華羅庚、夏鼐之後，第三個獲得這一頭銜的中國科學家。
第二年，談家楨去美國接受了該國科學院的院士證書。同年6月，他又應邀去馬裏蘭州大學接受了該校的榮譽科學博士稱號。1987年，意大利國家科學院授予他院士稱號。1989年，中國科學院授予他榮譽獎章。
1990年，談家楨被選為世界科學院院士，同時，作為中國的惟一代表，他又成為世界科學院的發起人之一。
同年，他被授予美國加州榮譽公民的稱號並榮獲德國康斯登茨大學功勳獎章。
1995年，“求是科技基金會”授予他“傑出科學家獎”，獎金為人民幣100萬元。1999年，國際上又正式批準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發現的一顆編號為3542的小行星為“談家楨星”。
他還是《國際生物和哲學》、英國《遺傳學報》、美國《科學家》、《非洲環球科學》等多種國際科學刊物的編輯和顧問。不過談家楨其實是一個專注務實的人，畢生奉行的，事實上就是竺可楨校長當年所倡導的老浙大的校風：“求是”、“求實”。作為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的科學家，他從不跟“風”，做那種隨風搖擺的“牆頭草”。他的前半生，經曆過與李森科們的較量，經曆過“文革”的洗禮。一係列的大小事件，都可證明他的脊梁是直的，他的骨頭是硬的。
1972年，全國第二次遺傳學研討會在海南召開，作為當時極左思潮的一個集中體現的觀點，便是既不相信米丘林，也不相信摩爾根，隻能相信“中國農民科學家”。會上作為典型介紹的，正是這樣的一位“農民科學家”——張泗洲，據說他用蓖麻和棉花雜交，培育出了蓖麻棉。還有一個經驗，是說棉花種子經活性染料染色，便能產出“有色棉花”——談家楨雖未出席那次會，但消息還是聽到了。當時的工宣隊員問他：“你相信嗎？”談家楨心裏想：蓖麻和棉花，分屬兩個科，沒有親緣關係，怎能雜交？至於“有色棉花”，真是搞得比李森科還李森科。但對工宣隊，你還不能說得太直白，所以他隻能換一種方式回答，說：“搞科學研究，至少要具備兩點，一是觀察，二是實驗。我既沒親眼見到東西，更沒進一步進行實驗，這就不敢妄加評論。”工宣隊的一個頭頭說：哼，既然你不肯承認“農民科學家”作出的貢獻，那就去實地學學吧！
後來談家楨真還被安排去了四川，這才知張泗洲是一個大字不識的農民，倒是肯動腦筋，做盲目試驗，搞遠緣雜交，一來二去的竟被宣傳成了典型，並迅速竄紅，當上了黨中央候補委員。不過人倒還本分，“沒有給談家楨留下盛氣淩人的感覺。”
1975年，《植物學報》要發表張泗洲的論文《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遠緣雜交》，責編來信說張泗洲希望談家楨聯合署名，談家楨複信堅拒。
這之後上海又搞過一場“電刺激棉花生長”的鬧劇，也企圖拉談家楨參與，他也是頂著政治壓力，堅持不湊那個熱鬧，固守住了自己作為一個生物學家的人格和學格。
作為一個著名的教育家，談家楨無論是對於身邊的同事還是學生，總是真誠相待，且“毫無權威架子，平易近人”［注七十六］雖然要求很高，但往往給予的會更多，尤其是對那些品學兼優的人才。
甚至於對學生的交友、婚姻、畢業後的工作等，都是相當的關心，並盡可能的給以幫助。據趙功民的統計，單在1985年之前，談家楨利用出國訪問或者老朋友關係，就直接或間接地先後推薦了50餘人去歐美等國及日本學習進修（僅複旦大學就有30餘人）。這些訪問學者歸國後很快就成了教學和研究工作的骨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