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8月，已是中國遺傳學會名譽理事長的談家楨再度率團出席在英國伯明翰舉行的第17屆國際遺傳學大會。
國際遺傳學大會五年一屆，第16屆在加拿大多倫多，第15屆在印度新德裏，那末，第18屆在哪？誰為東道主？南美的智利還是澳大利亞的悉尼？還是在上一屆便已成為眾望所歸的中國北京？這一問題從一開始便成為大會所關注和議論的一個焦點。
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的談家楨比誰都想得多，10餘年來參與國際學術交流活動所遇到的一些事統統浮上心頭。他向代表團成員們表示：申辦第18屆大會的事我們優勢很大，但也不能掉以輕心，在原則問題上我們決不妥協，一定要抓住問題要害，據理力爭。
他還意識到，爭取輿論和公眾的支持也至關重要，所以他主動出擊，及時約見了《遺傳信使報》的主編，向他指出申辦國際遺傳學大會之事我們在上一屆（第16屆）大會時就已提出過，但是會長弗蘭克爾爵士卻帶著偏袒傾向，甚至在發言中說出“中國能舉辦這樣的會議嗎？”“英語行嗎？”“是否所有國家都參加由中國舉辦的會議？”這樣的話來，致使中國僅以一票之差落選。我們在此也不妨作一回顧：自1983年以來，第15屆在新德裏，16屆在多倫多，17屆在伯明翰，如果18屆在悉尼，那就會讓人造成一個錯覺，以為我們所開的不是國際遺傳學大會，而是英聯邦的會議了。
談家楨的這一番陳述，可謂正好擊中要害，從而贏得了公眾和輿論的支持。
一位公正的英國人士就曾說：弗蘭克爾先生在上一屆會議上對中國的做法似乎很不公道。
《遺傳信使報》也迅即發表題為《NextStop-Where？》（下一站在哪裏？）的署名文章，表示了對談家楨觀點的支持。
畢竟是正道直行，人心所向，曆史的潮流無法阻擋——第17屆國際遺傳學大會對第18屆會議東道主的表決很快揭曉：中國北京以優勢得票取得了承辦權！
隨團出席會議的第二軍醫大學傅繼梁教授回國後曾著文憶及此事，說：“在北京召開一次國際遺傳學大會，一直是談先生和我國遺傳科學工作者的心願，然而，好事多磨，爭取會議申辦權的工作在90年代初遇到阻力。為了取得國際同仁的理解與支持，1993年談先生率團出席了在英國伯明翰舉行的第17屆國際遺傳學大會，會上兩種意見爭執不下，一種讚成在中國北京開，一種主張在澳大利亞悉尼開。就在這個時候，談先生在一次似乎偶然的機會，看起來很不經意地對記者說：這次17屆大會在英國伯明翰開，上次16屆在加拿大多倫多開，15屆是在印度新德裏開的，如果18屆大會再在澳大利亞悉尼開，那麼人們也許會認為我們開的不是國際遺傳學大會，而是英聯邦遺傳學大會了。一時會議風向大變，北京獲得了多數票。真是運籌帷幄，決勝千裏，談先生就這樣舉重若輕地為我國遺傳學界爭取到一個麵向世界，麵向21世紀的重要機遇。”［注六十七］傅先生的這一份記述正好印證了談家楨的回憶。##44
開啟中國生命科學之門”
2000年9月25日，記者徐瀾在《錢江晚報》科學版撰文：“作為中國摩爾根，談先生創造了三個中國第一：建立了中國第一個遺傳學專業，創建了第一個遺傳學研究所，組建了第一個生命科學院。”
談家楨上小學時因對聖經教材中的“創世說”心存疑惑而產生“本源”意識，上中學時又因接觸達爾文的進化論而開始留意生物學，到大學時則義無反顧地選擇了生物學專業，出國留學又跟隨近代遺傳學奠基人、基因論創造者、諾貝爾醫學和生理學獎得主、曾任美國國家科學院院長的摩爾根從事遺傳學研究。此後這一生就再沒脫離過對進化、遺傳、優生等學科的窮極探究，且碩果累累。直至進入晚年，更是將畢生精力完全融進了生命科學的開拓與研究之中。
首先，談家楨在各種不同的場合突出強調有關“生命科學”的概念，認為它應該是比一般的“生物學”更高一個層次的概念。1980年4月4日，他與方宗熙合作撰寫的《作為基礎科學的生物學》一文在《光明日報》發表，其中談到：“生物學是一門基礎科學，是農學和醫學的基礎，可以認為農學和醫學是應用生物學。”並認為“21世紀是生物學的世紀”、“80年代的帶頭學科是生物學”等提法“有一定的根據”。到1998年2月，他在答《出版廣角》記者俞凡問時，對這一觀點就有了更進一步的描述：“隨著各門科學不斷交叉，加速綜合，不同學科的地位和作用正在發生變化，如果說20世紀的主導科學是物理學的話，那麼21世紀的主導科學就是生命科學，也可以說21世紀是生命科學的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