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憾的是，康熙並沒有成為彼得大帝，甚至他準備任命教士為朝內大臣的主張也因保守派的極力反對而停罷。自康熙以後，清政府閉關自守的傾向益強。乾嘉學派大師俞樾的觀點反映出當時大多數中國人對西方科學的看法。他說：“洋人巧器，亦呼為鬼工，而羅為安之，其自信知識在腦不在心。蓋為人窮工極巧，可見心竅不開，在彼國為常，在中國則為怪也。”
早在孔孟時代，中原士大夫即持華夏中心論，認為中原華夏文明是最優秀的文化，其他邊遠少數民族地區都是低下的蠻夷文化。孟子明確地說，隻有聽說用華夏文明改變蠻夷地區文化，沒有聽說用蠻夷來改變華夏。清代康熙中葉以後的大多數士大大正是繼承這種思想，頑固地反對西方文化。同治年間，大學士倭人在反對京師創建學習外國文化科學技術的同文館時，曾經說：“讀書人講禮義，學聖人是為了報效國家，如果不讀聖賢書，反而跟著洋人跑，會使歪風邪氣猖狂。”在這種心理支配下，不僅中國士大夫產生盲目的排外心理，甚至連民眾也普遍存有偏執狹隘的心理。曾國藩之子曾紀澤某一年乘小火輪返回家鄉湖南，竟引起湖南官紳群起攻擊，風波延續了幾年。洋務派人士郭嵩燾乘火輪回家鄉，家鄉人竟然將那個他們視為怪物的洋機器燒毀！
正是這種根深蒂固的盲目排外心理使中華民族吃盡了苦頭。從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清朝政府鑒於國內人民與外國人交往日益頻繁，擔心交往的擴大會給自己的統治帶來威脅，開始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政府一方麵限製中國人出洋貿易和居住，嚴格控製出洋船隻的大小與裝載貨物的品種和數量，以及水手和客商的人數，一方麵還規定了嚴格的往返期限。中外貿易活動隻限於廣州一個口岸通商，外商的貿易及其他事務的交涉，都必須和清政府特許的行商進行，不得和官府與民眾直接交往；外商在華必須住在城外指定的商館，不得擅自出入城市；對外貿易的品種和數量也有相應的嚴格限製。清政府的閉關鎖國的政策，窒息了中國的對外貿易和航海事業，妨礙了中國向西方學習先進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對國家發展的負麵影響不可估量。自此中國與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鴉片戰爭以後，列國打破了中國的國門，閉關鎖國政策被迫取消。
同樣麵對外來文化的強烈衝擊，中國近鄰日本卻采取與中國大不相同的態度：首先他們擺脫自我中心的文化意識，承認西方文明更為先進，然後“趕上或超過西洋文明的水準，而且不達目的誓不罷休”。19世紀中期，日本封建統治危機日益加深，歐美列強的入侵又使日本麵臨淪為半殖民地的危險，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極其尖銳。60年代，農民起義和市民暴動風起雲湧，資產階級和新興地主的政治代表，即下層武士領導的推翻德川幕府封建統治和反抗外國侵略，要求實行改革的“尊王攘夷”運動迅速展開。在農民和城市貧民武裝起義的支持下，1868年1月，倒幕派發動政變，宣布“王政複古”，迫使將軍德川慶喜把政權交給天皇睦仁，成立了以天皇為首的中央政府。接著，天皇明治政府宣布了《五條誓文》和《維新政體書》。這兩個文件是明治政府初期的改革綱領。根據這個表達地主資產階級政治和經濟要求的綱領，從1888—1873年間，明治政府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麵采取措施進行改革，確立以天皇為首的中央集權製，振興工業、發展農業，扶植資本主義，取消封建等級製，改革教育製度，注意培養人才，加強與外國往來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等，為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開拓了道路。因此，“明治維新”成了日本從封建主義社會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的轉折點，標誌著日本近代史的開端。
日本史學家吉田茂在《激蕩的百年史》中概括：“在領導者決定開放門戶，汲取西方文明之後，一般國民不僅沒有抵抗，反而采取欣然引進西方文明的態度。”正是這樣普遍的社會思潮，促使當時的日本與中國完全朝向不同的道路發展。
十六與張石卿製軍
【原文】
奉惠書，未即箋複。比聞簡調山東，自以密邇畿輔，重資鴻籌，作鎮海岱。惟兩湖吏治方就整飭，軍政亦有起色，遽爾移節東征。不獨文武方振之綱，莫為賡續，即南北紳庶，亦若失所依倚。
弟自今歲以來，所辦之事，強半皆冒侵官越俎之嫌，隻以時事孔艱，苟利於國，或益於民，即不惜攘臂為之，冀以補瘡痍之萬一，而扶正氣於將歇。揀勇之舉，亦非有他，隻以近日官兵在鄉，不無騷擾，而去歲丁勇有奸淫擄掠之事，民間倡道謠言，反謂兵勇不如賊匪之安靜。國藩痛恨斯言，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練成一旅，秋毫無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