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如此，易堂仍然不是宗法性質的群體。魏禧、彭士望所樂於強調的，也是諸子誌趣之合。彭士望就說過：“夫地逼易嫌，望奢多怨，扞不可入而紛不可總者，惟族為然。”（《魏徵君墓表》，《樹廬文鈔》卷九）
易堂故事也如其他故事，有其發端以至尾聲；發生於其間的大小事件，波瀾迭起，為敘述提供了動力。這故事的“發端”，在易堂人物的敘述中，魏叔子與南昌人彭士望的遇合，最足作為標記。我不知道倘若沒有兩個人物的一番邂逅，以下的故事還能否演出；可以肯定的是，其精彩性必定要大打折扣。
時在乙酉，甲申北京陷落的次年，地點則在那時寧都的南關。是一個秋日，魏叔子與彭士望，在臨河的一處宅第前相遇了。作為易堂的核心人物，這兩個人戲劇性的邂逅，在事後的敘述中，猶如小型的創世神話，具有了非同尋常的意義。
三十年後，彭士望還記得，那年六月，他攜家眷由南昌避地南下，隻身三次到寧都，卻為人所騙，正在彷徨，一個少年來到了麵前，那少年“頎然清臒，角巾藍縠衣”，說自己是魏凝叔，“慕君久，幸過一言”。就此“攜持入小東園，語不可斷”。甚至當自己洗浴時，魏叔子也站在水盆邊說個不停。“比夜漏下三十刻，予曰：‘定矣，吾決攜家就子矣。’……”（《魏叔子五十一序》，《樹廬文鈔》卷七）這年叔子二十二歲。
這段遇合在兩個當事者事後的追述中，有詳略及側重的不同。魏禧說，彭士望前此已經由別人那裏得知了叔子，既與叔子“立談定交”，就決計與林時益攜妻子相就。叔子詳細記述的，是如下場麵：那天早上船到的時候，叔子剛起床，聽到消息，即“蓬頭垢麵襆被走砂磧相見，慷慨談論”，每談到佳處，彭氏就攤開兩手向同來的林時益說：“何如？”（《彭躬庵七十序》，《魏叔子文集》卷一一）兩段記述，在時間上前後銜接，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故事。在敘述同一過程時，他們不但截取的片段不同，且相互寫照，寫自己記憶中的對方，寫各自印象最深的細節。叔子上述壽序寫在他病逝的前一年，開篇就說：“餘乙酉年二十二，交躬庵先生，至今三十五年如一日，雖一父之子，無以過也。”三十五年，實在是一段韌長的情誼。
“三魏”中最年少的季子，則補充了一些被省略的方麵。據季子說，彭士望先是住在魏氏鄰人家，天天從門外過，魏氏兄弟目送其人，以為風度不凡。當彭氏又經過時，即上前搭訕，邀其人到家裏“縱談”。彭氏慨然道：“子兄弟真可以托家矣。”於是就急行迎他的家人（其家眷尚在建昌），“數步複返，曰：‘將與一好友攜儷俱來，何如？’曰：‘甚善。’”那好友即林時益。季子也寫到當彭氏接家眷的船到了河幹，正在洗臉的叔子迎了上去，“裸雙袖，水濡濡滴髭髯”（《先叔兄紀略》，《魏季子文集》卷一五）。彭、林從此定居寧都，終老於斯，而關乎他們大半生的決定，不過賴有與素不相識者的一夕之談！
在這個故事中，魏氏兄弟（尤其叔子）無疑是主動的一方。他們像是等在那裏，終於等到了期盼已久的人物。這樣兩個誌士的邂逅，無疑出自亂世的一種安排，事後看來，未嚐不值得感激——他們的確對此心存感激。而在易堂，這確實屬於那種決定性的時刻。毋寧說易堂就誕生在彭、魏相遇的一刻，盡管這一時刻其他人物尚未全數出場，或雖已到場卻隱在他人的身影裏（如林時益）。
與這個長他十幾歲、交遊廣闊、有豐富閱曆的南昌人的結識，使叔子切實意識到了自己的隘陋，他在為彭氏所寫壽序中，說到了這一點，自比醯雞井蛙，文字間似乎還保留了當年所感受的震撼。叔子說他們兄弟“知世有偉人、度外事”，自結識彭士望、林時益始（《彭躬庵文集序》，《魏叔子文集》卷八）。季子也說彭士望、林時益來寧都，“發我醯雞覆，然觀大海”（《戊戌二月林確齋生日詩以贈之》，《魏季子文集》卷二）。彭士望、林時益把一個更大的世界，帶進了魏氏兄弟的狹小圈子。亂世中的流離播遷，固然造成了大量的悲劇，卻也提供了別種機緣。季子說，“寧都居贛上遊，地遐僻，四方士罕至者”（《先叔兄紀略》）。來了彭士望、林時益，確係難得，隻能說是緣分，不能不倍加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