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叔子、彭士望，屬於任一群體都要有的“核心人物”，群體的“靈魂”。在他們遇合之前，自然有其他的結交，甚至比屋而居、情同手足（如魏氏兄弟與曾燦）。但在彭士望、魏氏叔季一再記述的這一幕發生之後，似乎一切都有了變化，為一個群體所需要的“同誌之感”，終於發生了。兩個同樣激情四溢的人物由此相遇，此後又不斷地彼此點燃，並試圖引燃周圍的人，在贛南的一處山中，不倦地營造詩意，甚至感動了方以智、施閏章這樣的人物。
無論在叔子還是彭氏，那都屬於一生中僅能一次的遇合。直至康熙十九年（庚申）叔子病逝，彭士望還感慨萬千地說：“叔之人，非常人，吾與叔之交，非常交。”（《與門人梁份書》，《樹廬文鈔》卷二）由傳世的文集看，“九子”中熱力四射且互為映照的，確也是彭、魏。情況很可能是，魏叔子、彭士望的內在需求，借諸亂世尋求滿足。“危機時刻”的個人意義不妨人各不同。在魏禧、彭士望，惟那一特定時刻才有可能造成如此深切的“相依存”之感，此感因此即成永恒，成為了永久的懷念。
較之魏氏兄弟，彭士望的政治閱曆，的確豐富到了不可比擬。他曾師從明末大儒黃道周，曾一度在史可法幕中（陸麟書《彭躬庵先生傳》，《樹廬文鈔》）。彭氏本人致書方以智之子方中履自述平生，說自己早年“傾家急難，借軀報仇”，“任俠為狡獪”，明末頗事結交，“為閣十楹，居四方之客”（同書卷一《與方素北書》）。叔子也說彭氏避地寧都後，還曾應楊廷麟召，“護軍西行”（《彭母朱宜人墓誌銘》，《魏叔子文集》卷一八）。
較之上述事跡，對於本書所敘述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彭士望與魏叔子，都屬於那種鍾情於朋友的性情中人，較之常人更容易達到忘情無我的境界。他們的“久而不回”的堅韌，由此而得以證明。這或許竟是他們的最大成就——兩個人都熱心於用世，世道卻使他們歸於無用；而他們卻終於以其堅韌，成就了一段友情。
由彭氏本人的文字看，這是個性烈如火的男子。他曾說自己“褊心躁氣”（《葑芻別同學諸子》，《樹廬文鈔》卷一〇），說自己少年時讀書，“至生死盛衰磊軻不平事，輒抵幾痛哭，愈疾讀，聲淚湓溢”，激憤之餘，恨不能“剖割”了那廝（《與方素北書》）。
無獨有偶，季子當讀到有關甲申、乙酉的書，也會“欲引刀自揕其胸，狂呼累日夜”（《書梁公狄〈甲乙議〉後》，《魏季子文集》卷一一）。即使有長者風的邱維屏，一旦“爭辯事理”，也會“高聲氣湧，麵發赤，頷下筋暴起如箸”（《邱維屏傳》，《魏叔子文集》卷一七）。甚至門人子弟，性情也有相近者。梁份就自說“生而質直，為世所不容；激而成癖，又不能容物”（《哭確齋先生文》，《懷葛堂集》卷八。按：確齋即林時益）。彭士望也以為易堂諸子的性情過於狂熱暴烈，說“吾堂兄弟亦複漸染此病，未能超脫”（《複門人梁質人手簡》，《樹廬文鈔》卷四）。一夥烈性漢子，既然將熱血傾倒在一處，也就難免相互引燃、彼此燒灼的吧。
抵達寧都時天氣燥熱，我們忽略了這熱氣中包藏的危險，當時應當想到，這是一場雨的前兆。得了寧都地方誌辦公室李先生、縣采茶劇團鄧先生的引導，午餐後即四處搜尋。河東塘角的邱氏宗祠，據說是1999年由族人醵資修複的，出資的包括在台灣的邱氏後裔。宗祠門外刻有“邱邦士家廟”字樣的銅牌，證明了邱維屏在其後人心目中的分量。
魏伯子有詩曰：“邱子河東宅，長橋到裏門。數株鬆下屋，百畝水中村。”（《雜興》，《魏伯子文集》卷七）可知其地有鬆、有水塘。楊龍泉為《丘邦士先生文集》撰序，說邱維屏之廬“卑隘，僅容膝”，邱氏“日歌詠鬆下，鬆皆數百年物，磥砢盤鬱，若層雲覆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