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身之前想象中的贛南是潮濕的，到處氤氳著水氣，樹木無不“霜皮溜雨”，郊野則一色的青碧。已是農曆四月，我知道桃花已然開過，梨花也開過了，開殘了的，還有油菜花，曾將南國的春天塗染得一片金黃。我知道雨雪霏霏的早春剛剛過去，那一片粉綠，茸茸的綠，想必冷清而寂寞。當我走近寧都時，春色已老，熱浪正待由遙遠的某處襲來。
寧都並非如我行前所想象，籠罩在翠微峰巨大的山影之下。“易堂九子”隱居的翠微峰，是一座不高的山——我第二天就看到了。
乾隆六年刊本《寧都縣誌》黃克纘《舊誌前序》曰：“贛東之邑，寧為大，幅員之廣，財賦之繁，衣冠文物之盛，甲於諸邑。”易堂諸子卻像是樂於強調寧都的“僻”。魏禧曾自說“僻處南服之下邑”（《與富平李天生書》，《魏叔子文集》卷五），盡管是應酬中的客氣話，也未必不包含了身分意識。其弟魏禮也說：“寧都僻處江西之末，距省會千三百有餘裏，地介閩、廣，而貨產不饒。”（《寧都先賢傳》，《魏季子文集》卷一五）古人講究地望，叔子在這一點上，的確無可誇耀，寧可用一種自我貶抑的態度，比如說自己乃“江右鄙夫，縣最僻”（《與李翰林書》，《魏叔子文集》卷五），自稱“贛州寧都之賤士”（同書卷六《上郭天門老師書》）。魏禮在書劄中向別人介紹自己，劈頭一句就是：“禮，贛南之鄙人也。”（《魏季子文集》卷八《與梁公狄書》）李騰蛟更著意渲染，說“豫章（江西）居江湖之僻，虔（贛州）僻於豫章，梅川（寧都）又僻於虔”。看來沒有比寧都更足稱“僻壤”的了（《李雲田遊豫章詩序》，《半廬文稿》卷一）。我懷疑當他們說這些話時，未必真的有那麼自卑。三百年後寧都之“僻”像是如故，隻有公路可通。
寧都舊城已無遺存，無從想象三百年前的街巷、市廛。但易堂九子在這裏，卻像是一些家喻戶曉的人物。在此後的幾天裏，我們不斷地看到“易堂”的字樣，聽到人們提起這名目。當地人——由文化人到山間板屋中的老衲——用了方言的對話中，我所能分辨的，隻是這個被反複提到的“易堂”。
說“家喻戶曉”仍不免誇張。我相信隻是在目標明確的“尋訪”中，我才不斷地發現與“易堂”有關的痕跡，發現地方當局與當地文化人記憶這些人物的有意識的努力——幾乎所有與“九子”有關的遺跡，均被作為文物受到了保護。談論“易堂”的寧都人，毋寧說在尋找述說地方史的方式——通常所認為的“曆史”，總要由人物標記的。但無論如何，事實的確是，一進寧都，我們就感覺到了“易堂”的存在；在此後的幾天裏，隨時感覺著它的存在，以至那班人的呼吸像是還留在周遭的空氣中。
所謂“易堂九子”，即魏氏兄弟魏際瑞（善伯）、魏禧（凝叔）、魏禮（和公），“三魏”的姐丈邱維屏（邦士），與他們同裏的曾燦（青藜）、李騰蛟（鹹齋）、彭任（中叔），以及來自南昌的彭士望、林時益（確齋）。魏氏兄弟當明清之際，是名重一時的人物，時人依了順序分別稱伯子、叔子、季子，其中叔子魏禧最為知名。
“九子”外，易堂還應包括他們的若幹子弟門人，如魏氏子弟魏世傑（興士）、魏世傚（昭士）、魏世儼（敬士），以及易堂門人梁份（質人）、吳正名（子政）、任安世（道爰）、任瑞（幼剛）等。
易堂是明清之際以避亂為機緣，有著明顯的地緣、親緣色彩的士人結社。地緣、親緣，自然與戰亂造成的地域分隔有關。彭士望與林時益，邱維屏與魏氏兄弟，本來就是親戚，林氏的幼子後來又做了彭氏的女婿。此外，如彭士望之子娶魏季子之女，林時益之女適邱維屏之子，彭任之女適李騰蛟之子，魏伯子之女適彭任之子，魏季子之子娶曾燦之女……魏季子在詩中說：“我有邱氏甥，嫁為曾子妻。”（《讀宋未有黃孝節婦傳》，《魏季子文集》卷二）亦親亦友，關係錯綜交織。甚至“九子”的後人間、後人與門人間，也互為婚姻，如叔子的嗣子（係季子之幼子）就娶了叔子門人賴韋之女。
戰亂固然鼓勵了流徙，使“友道”具有了嚴重意味，卻同時因了地域分割，宗法關係也得以強調。即如易堂，就以準宗族形式強化了群體認同。那種狹小空間中的密集生存，確也有助於親族關係的推演。在當時，親密之感，正是他們所需要的。彭士望《翠微峰易堂記》說，當戊、己間易堂最盛時，“節序歲臘，會堂上飲食。春秋祀祖禰，相讚助合餕。平居書名，稱友兄弟，如家人禮，子弟亦如之。常易教，不率，與笞，無恒父師”（《彭躬庵文鈔》卷五）。以此形容諸子的親密程度——親密到如族人、如家人。叔子也說：“吾友之母如吾母，吾弟之友如吾友。”（《寄壽嶺南何母七十》，《魏叔子詩集》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