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機飛臨南昌機場時，在傾斜的機翼下，我看到了紅黃相間的田塊。黃的應當是油菜花。直到更接近地麵，我才看清了，紅的是泥土。在這一刻，我有隱約的激動，因為我知道，我正在接近我的故事發生的地方。此後的一周裏，我一再看到紅土地，看到赭色的山壁。我的江右印象，就由這紅與濃綠塗染而成。
動身來這裏之前，我對於明清之際一個被稱作“易堂”的群體發生了興趣，讀了其中人物的文集。這些今天已乏人問津的文集向我講述的，首先是一個個關於友情的故事，與此線索平行或交叉的，另有關於兄弟、夫婦、師弟等等的故事。我當然明白，無論朋友的還是兄弟的故事，都已然古老，卻仍然認為，我的這些發生在動蕩時世的故事，當由一些鮮明生動的個性演繹時，與平世的同類故事勢必有所不同。我將由南昌再度啟程，向距這裏數百公裏的贛南山中尋訪那些生活在三百多年前的人物，在這省城不過稍事停留。
行前我就由文獻中得知，南昌地處“百粵上遊”，為“三楚重輔”，在本書所寫的那時代，被由軍事的角度，視為“咽喉之地”（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八四）。元末群雄逐鹿，鄱陽湖曾有過激戰。二百餘年後，明清易代之際，南昌幾乎成了煉獄。其時客居江淮的王猷定（於一），聽家鄉來人說，南昌的東湖“蓬蒿十裏，白晝多鬼哭”（《東湖二仲詩序》，《四照堂集》卷二）。施閏章也曾慨歎道：“流血一何多，江水為之深。”（《同門李東園按察豫章亂後感寄》，《施愚山集》詩集卷一二）
抵達南昌的次日，我就走了東、西湖。兩湖自然經了整修，西湖有鳥市，東湖則到處可見神態悠然的退休者。我突然想到，這些公園中休閑的老人，其先輩是否就是那次劫難的孑遺？
我正待尋訪的人物中，有南昌人彭士望（躬庵），是其時江右的文人，對明末南昌的繁盛及劫後的殘破有過記述。據彭氏說，戰亂前的南昌，“東西湖最盛，諸府第高明之家、試士院皆臨湖。湖東滸為孺子亭學舍，容生徒百十人，與三洲蔬圃相望”，湖中則有“輕舠畫舫”，觴詠雜歌，“絲竹管弦，出沒於煙波雪月之際。橋流宛轉，花嶼縈回，水禽時鳥，翔鳴上下，台榭閣道卉木，士女姣好，望之若畫圖，今俱化為瓦礫，灌莽蔽之……”（《贈董舜民遊江粵敘》，《樹廬文鈔》卷六）。彭氏對此，自不勝今昔之感。今天的東湖公園中，孺子亭、碑尚在。徐穉，字孺子，南昌人，東漢高士。《世說新語·德行》：“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誌。為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
南昌·西湖鳥市
寫上引文字時的彭士望，僑寓贛南已三十年，既目睹過當年的繁華，彭氏與一同隱居的夥伴，夢境總應當有所不同的吧。即如這昔日繁華的碎片，那些光與影，必定會久遠地殘留在他此後的生涯中。
離開南昌前，到了城郊的八大山人紀念館。奇怪的是，由文集看，我所欲尋訪的贛南的易堂諸子，似乎不曾與同為遺民且在南昌的朱耷互通消息，隻有他們的門人梁份的文集中，有致朱氏的書劄。
我承認我對這城市缺乏更廣泛的興趣，預定目標及“尋訪者”的自我意識，縮小了我的關注範圍。我竟然沒有足夠的好奇心去觀看這城市。對於發生在三百多年前的一段故事的專注，使我對於眼前經過的紛繁人生視若無睹。即使這樣我也知道，在這些像是並無特色的街巷中，在看似與其他城市一般無二的日常生活裏，一定有我所尋訪的那段曆史隱現其間，隻是我不具備足夠的敏感去辨識罷了。
八大山人像
由南昌乘火車抵達贛州時，我看到了一座整潔的小城。贛州是章、貢兩江的交彙之地，我故事中的人物之一曾燦，一再稱此地為“雙江”。他的朋友陳恭尹說：
“贛之為州，合章、貢二水而得名。”（《命兒贛字端木說》，《獨漉堂全集·文集》卷一五）當年或許曾經舳艫十裏、燈火萬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