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的圍城之後，戰事自然異常慘烈。一些年後，曾燦仍像是能聽到戰馬的悲鳴：“記得當年萬馬嘶，虎頭城外戰聲悲。”（《秋旅遣懷兼柬易堂諸子》，《六鬆堂詩文集》卷六）那年月，激戰之後，往往有一“屠”——戰勝者快意的殺戮。曾燦說贛州因了所處地理位置，出入多商賈，城陷之日，無分土著、商賈“皆屠之”，“其骨肉交道路，幾與城齊，犬狺狺然走齧人骨”（《贈邑人楊君序》，同書卷一二）。魏禧也說，丙戌贛州一役，“士民數百萬，一朝如斷齏”（《金壇王習之持〈易極擬言〉過訪……》，《魏叔子詩集》卷四）。
至於上文提到的“虎頭城”，則因贛州曾有虔州之稱，虔字“虍頭”。據說宋代董德元曾上言，說虔州號“虎頭城”，非佳名。廷臣議，也以為州名有“虔劉”之義，因而改名贛州（《讀史方輿紀要》第581頁）。宋人未曾料及的是，縱然改了名，仍不能免此“虔劉”（即劫掠、殺害）。由後世看來，“虔”竟成了發生於明亡之際的殺戮的凶讖！
亂世諸事的荒謬、詭異，有不可以常情常理來論的；發生於明清之際的風雲變幻、局勢反複，像是尤有戲劇性。圍攻贛州逼使楊廷麟赴水而死的金聲桓，竟於一年多之後“反正”（即降清後又歸順南明），其後是南昌的被圍與陷落。城陷時金聲桓竟也赴水而死，儼若輪回，以至黃宗羲不屑地說，既有今日，何必當初降清且“誅鋤忠義”呢！南昌的圍與屠，其殘酷更有甚於贛州者。據黃宗羲《行朝錄》，圍城中曾殺人為食，“呼人為‘雞’。有孤行者，輒攫去烹食”。由金聲桓“反正”，到南昌被屠，不過一年間，“合郡之民，死者數百餘萬”（《黃宗羲全集》第2冊第206頁）。
關於那段曆史的記述中，隨處可見“屠”的字樣，事實卻未必全如通常所想象。即使在腥風血雨中，小民的日常生活也會在頑強地繼續，而由廢墟上重建的速度，或也超出了人們的想象，而且總有人能由“死地”逃生。這場慘劇發生之前，彭士望和他的朋友林時益就已避亂到了贛南的寧都，南昌被圍之時，他們已與寧都的魏氏兄弟住在了翠微峰，躲過了這一劫，因而被許為“先幾”。這是後話。
在這小城中，甚至當年的廢墟也片瓦無存，令你無從憑吊。血汙，創傷，疤痕，醜陋、傷心慘目的一切，曾經刻畫在磚石瓦礫上的，早已被歲月的潮水洗刷淨盡。但贛州並不曾真的遺忘，它不過將“既往”包藏在了“當今”之中而已。清水塘不是還在？我們看到了城北的古城牆、貢江上的浮橋，看到了散發著古舊氣味的沿街的騎樓。較之此後行經的贛南小城，贛州有更多舊物的存留。隻是不知這浮橋、騎樓還能保存幾時，以及用何種方式保存。“現代化”像是一個迫不及待地刪除實物曆史的過程，上述舊物的被刪除——整舊如新也是一種刪除——或許隻是時間問題。
“鬱孤台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魏禧、曾燦生活的那個時期，鬱孤台是他們抒發幽憤的所在。我所見的鬱孤台，自然已經翻修，不過是原址而已。另有八境台，在章、貢兩江交彙處，曾燦麵對此景，寫出的仍然是：“少年戎馬春風裏，猶記圍城不肯降。”（《己酉春日張天樞招同諸子登八境台得江字》，《六鬆堂詩文集》卷六）
贛州·鬱孤台
贛州人或匆忙或悠然地，打我的身邊經過，街口的“摩的”在等生意。空氣已開始燠熱。我並不以為周圍的人們應當如我此刻一樣，翻弄三百多年前的一頁曆史，想到圍城、血戰、奮不顧身地搏殺、戰敗後的從容赴死、屠城中的玉石俱焚。事實上我自己也是為寫作這一行為所誘導，試圖進入預先所設之境。贛州人眼下為了生計的忙迫，較之那一頁並非不重要，他們沒有理由與我一起分擔這份記憶的沉重。我甚至知道，即使在楊廷麟赴水的當時，也並非贛州人都分擔了他的悲憤沉痛。這也才是真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