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誕字仲將，京兆人。擅長楷書，很受當時人的推崇。有一次，魏明帝曹叡建造了一座宮殿，據其它文獻記載這座宮殿叫做淩霄觀。一聽這名字就知道是個海拔很高的建築，多高呢？二十五丈。但是，淩霄觀造好以後，出現了一個小小的失誤。就是工匠先把題寫樓名的匾額直接釘上去了。這樣一來，爬到那麼高的樓頂上去題字，就成了一件玩命的“高空作業”了。當時韋誕是題寫匾額的專家，幾乎所有的亭台樓閣的匾額都是他題寫的，這一次，韋誕也是責無旁貸。於是準備了一隻雲梯，讓韋誕爬上去題寫匾額。這時候韋誕已經年近花甲，爬那麼高的梯子還要寫出一手好字，任務實在太艱巨了。站在海拔那麼高的地方，韋誕是膽戰心驚，汗不敢出，心理到了崩潰的邊緣，所以等他題寫好匾額，從雲梯上下來時，頭發都變白了！韋誕回家後痛定思痛，寫了一篇《家令》告誡兒孫：“千萬不要再學什麼書法了！”
韋誕對兒孫的告誡是很沉痛的，說明至少在曹叡的時候，書法藝術雖然發展很快，但書法家還沒有真正擺脫“匠人”的命運，還沒有真正獲得心靈的自由。
到了東晉，士人的地位空前提高，人們的心靈十分自由，書法藝術才真正得以發揚光大。曆史上首屈一指的大書法家、有“書聖”之稱的王羲之就生活在這個時代。
東晉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在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王羲之的莊園蘭亭，四十一位名流雅士彙聚一起，曲水流觴，飲酒賦詩。“一觴一詠”，“暢敘幽情”。詩與酒，本來是這次聚會的主題。大家約定，麵對著良辰美景，各自賦詩，不能賦詩的，要罰酒三鬥。結果王羲之、謝安等二十六人都寫出了詩歌，另外十五人卻交了白卷。詩成之後，作為東道主的王羲之，興之所至，帶著酒意潑墨揮毫，寫下了一篇《蘭亭集序》。沒想到，正是這幅即興之作，竟然流芳千古，成為這次聚會最大的輝煌。後人提起這次聚會的時候，總會想到這幅有“天下第一行書”之譽的《蘭亭集序》。
順便說一句，王羲之的時代並無我們今天所謂的“創作”這個概念，他們的藝術作品很多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寫詩也好，寫字也好，都不是為了參賽評獎而作，也不是為了加入作協書協，更不是為了拿稿費、換職稱、當大師，而是為山水而作，為人生而作，為性情而作。正因為擺脫了功利的目的，直接與天地山水自然對話，與心靈共舞，所以這些作品一出世反而就成了永遠不可企及的藝術精品。王羲之的《蘭亭集序》不僅書法好，文字也好，視通萬裏，思接千載，情景交融，是文學史上不可多得的傑作。說明王羲之這時在藝術上、思想上都達到了全麵的成熟。
書法藝術的精神本質上就是自由的精神，是自我情感的宣泄和自由心靈的張揚。沒有心靈的自由，字可以寫得中規中矩，甚至非常漂亮，但卻與真正的書法藝術無緣。
畫
下麵說魏晉的繪畫。東晉有兩個畫家十分著名，一個是隱士戴逵，一個是人物畫大師顧愷之。戴逵既擅長彈琴，又工書善畫。《世說新語·巧藝》篇載：
戴安道就範宣學，視範所為，範讀書亦讀書，範抄書亦抄書。唯獨好畫，範以為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範看畢谘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
戴逵起初到當時的儒學大師範宣那裏求學，學得很虔誠：範宣幹什麼他就幹什麼，範宣讀書他也讀書，範宣抄書他也抄書。唯獨喜歡畫畫這一點，戴逵一直沒有放棄。範宣就教導他說，畫畫這玩意沒什麼用，不該在這方麵勞神費心。戴逵不服，就拿出看家本領，畫了一幅《南都賦圖》，範宣看罷讚賞不已，認為大有益處，從此範宣也開始重視繪畫了。
這故事最值得注意的就是範宣對繪畫的態度轉變。從“以為無用”到“甚以為有益”，這個轉變是很有象征意義的。“無用”是一個功利的實用的價值判斷，“有益”則是一個超功利的、審美的價值判斷，“用”和“益”，雖然隻是一字之差，境界大不相同，說明在東晉時，對繪畫乃至是所有藝術的價值判斷的重心已經開始轉移了。人們不再執著於是否“有用”這種形而下的功利判斷，而開始意識到藝術作品的賞心悅目，以及對於人的心靈和精神的陶冶，這種陶冶看似“無用”，但卻是“有益”的。
正是在這種藝術精神的感召影響之下，才催生出了像顧愷之這樣的多才多藝的繪畫大師。顧愷之（348-409），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今屬江蘇）人。當時人稱顧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