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爭死
一個問題來了，第二次黨錮之禍和孔融有關係嗎？當然有。在這次株連眾多的黨錮之禍中，六十歲的李膺死了，十六歲的孔融也差一點死！孔融當然沒有死。但他和李膺一樣，也是大義凜然地爭著要死。這是怎麼回事呢？
這就要從說到第二次黨錮之禍的導火索——張儉事件。張儉（115－198）是清議運動中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當時有個宦官叫侯覽，深受皇帝漢靈帝的寵信，狗仗人勢，無惡不作。張儉對侯覽恨之入骨，就上書彈劾侯覽，請求皇帝誅殺他。侯覽也是中常侍之一，他扣壓了奏章，勾結張儉的同鄉朱並，誣陷張儉結黨謀反，來了個“惡人先告狀”。漢靈帝昏庸無能，被宦官們玩於股掌之中，就信以為真，立即發出通緝令追捕張儉。張儉得到消息，被迫亡命天涯。因為這件事，朝廷再次捕殺黨人。當時的百姓，都敬佩張儉的為人。張儉在逃亡途中，“望門投止”，看見人家就前往投宿，從不會吃“閉門羹”，大家都冒著滅門的危險收留他，因為收留他而被官府追究殺害的，前後有數十家之多。其中就包括孔融一家。
且說“頭號通緝犯”張儉在逃亡途中，走投無路，來到孔融家裏，找他哥哥孔褒。那天孔褒碰巧不在家，家裏隻有十六歲的孔融。張儉看他太小，就沒告訴真相，想要立馬走人。孔融看見張儉神色憂懼，就說：“我哥哥雖然不在家，難道我就不能作主嗎？”就把張儉留宿在家裏，暫時躲過了一劫。後來這件事被官府知道，孔褒、孔融兄弟就被抓捕歸案。接下來的情節十分感人：兩兄弟竟然都爭著承擔責任。孔融說，留宿張儉的是我，理當我來頂罪。孔褒說，他來求的是我，與你無關，該我受死。前來抓捕的官吏沒辦法，就問他們的母親，沒想到母親說得更絕：“家事應由長輩負責，應該被抓的是我！”郡縣官吏都不能決斷，隻好呈報朝廷，請求定案，後來皇帝親自下詔，給孔褒定了罪。
吃梨可讓，赴死可爭，這種“一門爭死”的義舉，真可謂驚天地、泣鬼神！
我們不能說，孔融代兄爭死的義舉和他十歲時得到李膺的接見和賞識有多大的關係，但有一點不能否認，就是孔融後來的確繼承了李膺的錚錚鐵骨，在關係到國家利益的重大問題上，他一直是最高當權者曹操的“反對派”，最後，曹操以不孝之罪殺害了孔融。
像孔融這樣的讀書人，在中國曆史上雖不算多，但也不算少。有人經常奚落這些如飛蛾撲火般與專製暴政對抗的讀書人，說他們不夠聰明，“不懂政治”。孰不知，中國文化人壞就壞在太聰明，太懂政治。
人一聰明，便容易失掉良知；人太懂政治，便容易失掉正直。
要我說，聰明不聰明不要緊，有沒有良知很重要；懂不懂政治沒關係，正直不正直很關鍵。
孔融被殺的那一年是公元208年，距離李膺被殺正好40個年頭。又過了54年，公元263年，三國時最有清議名士風骨的嵇康被司馬昭殺害，清議之風就此風流雲散。嵇康臨刑前，寫了一篇《家誡》，其中提到了孔融：“若孔文舉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節。”說孔融求代兄死的義舉，體現的正是忠臣烈士的節操。
從李膺到孔融，從孔融到嵇康，中間貫穿著的是一條讀書人反抗強權和暴政的主線，這是死亡的高壓線，也是生命的地平線。這些鐵骨錚錚的讀書人，給中國曆史的天空抹上了一道“血染的風采”。
清代思想家王夫之說：“孔融死而士氣灰，嵇康死而清議絕。”（《讀通鑒論》卷十二）孔融死後，知識分子的士氣就低落了，嵇康死後，知識分子鐵肩擔道義的清議就斷絕了。是啊，每一次殺戮，對於知識分子的元氣都是一次重大的摧殘。嵇康死後，曆史進入到了“後清議時代”，也就是讀書人不談政治、隻談玄理的清談時代。於是，最能代表魏晉時代精神的一種風氣誕生了，請看下集——坐而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