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如果人體的白血球過低，人的免疫功能就會下降，病毒就容易入侵。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敢於鞭撻腐敗、批評政治、療救社會的知識分子，正是國家肌體中不可或缺的白血球。沒有他們的仗義執言，沒有他們的查漏補缺，沒有他們不停地說“不”，整個社會的免疫係統就會受到侵蝕，甚至陷入癱瘓。他們看似“拆台”，事實上是在為大漢王朝“補台”。他們的所作所為，不過是在“搶救”這個奄奄一息的王朝，延遲它的死亡。
以李膺為代表的清議名士，正是這樣一些有責任感、有正義感、有使命感的讀書人。這種讀書人，曆來都是國家和民族的“脊梁”。
但是，脊梁常常是被暴力摧殘的對象。李膺既然旗幟鮮明、不遺餘力地要鏟除宦官，當然就成為宦官集團的眼中釘、肉中刺。於是，就在孔融拜見李膺的第四年，即延熹十年（166年），宦官集團開始反撲，以李膺為首的一大批清議名士，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被關進監獄。
這件事的導火索就是那個術士張成。張成因為兒子被李膺正法而懷恨在心，就和宦官勾結起來，陰謀陷害李膺。他們上書告發李膺，什麼罪名呢？說李膺“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也就是說，他們誣陷李膺和太學生聚眾結黨，拉幫結派，誹謗朝廷，敗壞風俗。曆來的統治者最怕讀書人“紮堆兒”，一“紮堆兒”肯定要出亂子，這個狀當然是一告就準。於是皇帝下令逮捕李膺、範滂等二百多人。這些人就被貶稱為“黨人”，意為結黨不軌之人。第二年，在外戚竇武等人的援救下，桓帝才將李膺等人赦免，但遣送還鄉，“禁錮終身”。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第一次黨錮之禍。黨錮，就是黨人被禁錮、不得參政的意思，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對於李膺這樣的政治家來說，剝奪政治權利可以說是僅次於殺頭的處罰了。
現在我們知道，清議之風的後果是很嚴重的，它直接導致了中國封建史上僅次於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有一次對讀書人的清剿和鎮壓。
那麼，被“禁錮終身”的李膺是不是就此在政壇消失了呢？也不是。漢靈帝建寧元年，發生了一件事，清議運動的另外兩個領袖，大將軍竇武和太傅陳蕃聯合密謀誅殺大宦官曹節、王甫，於是又起用李膺出來做官，可以說，這時李膺的一次東山再起的機會。但是，竇武和陳蕃的計劃被泄露，竇武兵敗自殺，陳蕃下獄被害。靠山一倒，李膺再次被免官。
緊接著，又發生了第二次黨錮之禍。宦官進一步逮捕“黨人”，李膺和另一位清議名士杜密等百餘人被捕入獄處死，遷徙、禁錮的多達“六七百人”。《漢書·李膺傳》記載說，當時官府前來捉拿同黨，同鄉人勸李膺趕快逃跑，李膺說：“臨事不辭難，有罪不逃刑，這是大臣應有的節操。我年已六十，死生有命，能夠逃到哪裏呢？”於是投案自首，被嚴刑拷打，最後慘死在獄中。一千八百多年後，戊戌變法中的譚嗣同，不願逃亡，慷慨赴難，可以說正是李膺等清議名士的隔代傳人。
李膺等人一死，風起雲湧的清議運動群龍無首，猶如一首驚心動魄的樂曲，基本上到了尾聲。李膺的死，宣告了清議運動的失敗，對於大漢王朝來說，封建統治階層內部的自我調節機製和自救努力也被宣布無效。國家到了這樣的時候，沒有不亂的。於是，第二次黨錮之禍之後不多久，公元184年，便爆發了席卷全國、摧枯拉朽的黃巾大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