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向秀審時度勢，對自己的選擇早已想通了，就應聲回答說：“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意思是：巢父、許由都是狂傲固執之人，不值得仰慕和效法。司馬昭聽了，對向秀的回答十分讚歎欣賞。後來向秀就踏上仕途，官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向秀雖然嘲笑了古代的隱士，但他的內心是十分痛苦的，後來他經過山陽嵇康的故居的時候，回首往事，悲從中來，寫下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思舊賦》。但是魯迅先生說，這篇賦“剛開頭卻又煞了尾”（《南腔北調集·為了忘卻的紀念》）。為什麼呢？還是因為恐懼。
1941年1月6日，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在致國會的谘文中，宣布了四項“人類的基本自由”：一是言論的自由，二是信仰的自由，三是免於匱乏的自由，四是免於恐懼的自由。按照20世紀英國傑出思想家以賽亞·柏林的說法，——他把自由分成“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兩種——羅斯福總統所宣布的這四項基本自由，大多數屬於“消極自由”。“消極自由”就是人在做一件不傷害他人的事情的時候，可以免於被政府所幹涉和強製。隱居的自由本質上也是一種“消極自由”。但是，在司馬氏的暴政統治之下，“免於恐懼的自由”尚且無法實現，隱居豈不是變得更加奢侈了？
我們知道，漢代的隱士雖然生活貧寒，但一般情況下，不僅不會受到當局的打壓，反而受到官方甚至皇帝的禮遇。三國時再亂，像管寧那樣的有誌之士還有“隱居以求其誌”的“消極自由”，至少可以“免於恐懼”，而在司馬昭的統治下，連這種“隱居以避其禍”的“消極自由”都給剝奪了。
從這個角度上說，一個欲隱居而不得的時代，一定是一個白色恐怖的時代。
樂在隱中
這種肅殺的局麵到了東晉才有所緩解。魏晉隱逸之風到了東晉，才算是得天獨厚，精彩紛呈！為什麼說得天獨厚呢？有三個原因：
第一是政治原因。因為東晉時期是門閥政治，世家大族輪流把持朝政，皇權與士權分庭抗禮，政治上不再推行嚴刑峻法，而更崇尚清淨無為之治。士人的政治地位、經濟地位、文化地位都比較高，自由度也更大，至少獲得了“免於恐懼”的自由，做官也好，隱居也好，可以從容選擇。
第二是文化原因。在東晉一朝，玄學思潮進一步發展，清談之風大行於世，老莊思想深入人心，即使一個做官的人，也崇尚道家的自然逍遙之道。很多官員和名士簡直是亦官亦隱，仕隱雙修。
第三是地理原因。東晉一朝是偏安於江南的，江南山水天下獨絕，曆來都是隱居的好地方，老莊的自然追求在江浙一帶的佳山秀水中找到了最佳的實踐基地。這使偏安江南的東晉士大夫陶然忘憂，樂不思蜀。對老莊無為之道的向往，對自然山水的熱愛，成為隱居的最佳理由。宗白華先生說：“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世說新語與晉人的美》）這裏的晉人，恐怕更多的是指東晉士人。
有了這三個原因，東晉的隱逸之風便和以往大不相同。簡單說吧，東晉的隱逸之風，就好比一股山水旅遊的風氣，當時的隱士與其說是“隱居以求其誌”，不如說是“隱居以求其樂”。這個樂，當然就是莊子的濠濮之樂、山水之樂！在山水中體驗大自然的博大，領略老莊思想的智慧，真是與道逍遙，樂在其中！
比如東晉有個名士叫孫統。就是西晉名士孫楚的孫子。孫楚就是我們講過的那位在好友王濟的葬禮上，模仿曹丕大學驢鳴表達哀悼之情的名士。孫楚可以說也是任誕放達之風的代表。這種風氣是有“遺傳”的，他的孫子孫統就繼承了他的傳統。史書上說，孫統“誕任不羈”，“性好山水”，家住會稽，周圍所有的名山大川，無不遊覽。可以說是個狂熱的旅遊愛好者，今天應該叫做“驢友”。而且，孫統這個人很奇怪，他每到一處好山好水的地方，常常是“賞玩累日”，一玩就是好多天，好不容易離開了，走到半路上想想不對，常常又會返回來，來個“故地重遊”。孫統對山水的愛，真是如癡如狂！
不過原則上講，孫統後來做了官，還不能算是真正的隱士。要說比較能夠代表東晉隱逸風氣的隱士，不能不提到一個叫許詢的人。許詢字玄度，是東晉著名玄言詩人。玄言詩就是闡發老莊玄理的詩歌，在東晉很流行，許詢的五言詩寫得尤其好，好得連皇帝簡文帝司馬昱稱讚說：“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